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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二震

■依托要素推动型的外资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不复存在。实际上,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后,苏州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已经开始,而且一直在路上。

■总的思路还是两条:一是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全面提升开放发展质量;二是发挥既有优势,选择符合苏州实际的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道路。

■制度型开放,既是开放,更是改革。未来的全球竞争趋势是逐步转向制度竞争,公共服务的竞争,营商环境的竞争。以资本为纽带的生产要素流向哪里,价值链生产环节和阶段配置到哪里,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的影响。

回首征程,苏州为什么会成功

我们思考苏州开放再出发,首先要回顾开放的苏州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概括来说,苏州成功的经验无非就是两条:一是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二是选择了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成为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国际分工发生了深刻变化,即分工由原来的以最终产品为边界的传统模式,逐步转向以生产要素为边界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即全球价值链分工。价值链分工实质上是全球要素分工,即各国不是以产品优势而是以要素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管理、品牌、企业家精神等先进生产要素,向政治稳定、投资环境好、劳动力、土地等低端要素便宜的发展中国家流动,以实现生产的国际化。

苏州人民成功地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利用优越的区位优势,营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外资,集聚来自海外的先进生产要素,以低端切入的方式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发展外资经济,推进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配套产业,逐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产业聚集,发展产业集群,使苏州迅速成为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加工中心,促进了城市化和服务业的繁荣,涌现出著名的“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苏州的开放模式的认识,是存在争论的。议论最多的是,苏州以外资经济为主,缺少自己的东西;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加工贸易为主,“只长骨头不长肉”等;劳动密集型外资经济占用了大量土地,劳动者权益受损,环境恶化。不能说这些质疑完全没有道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些问题。

但是,第一,经济发展要从实际出发,一定时期的经济结构是由其资源禀赋状况决定的。苏州经济今天的“家底”,凝结着苏州人民的汗水和智慧,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外资经济不是外国经济,外资企业不是外国企业,是依照中国法律设立的中国法人。第二,算账要算大账,我们不能光看对外开放的直接利益,对外开放的最大利益是开放的间接利益。比如,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国际先进要素的源源流入,促进了农村巨额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激发了闲置要素的潜在生产力,优化了资源配置,带来了先进的市场经济观念和制度体系。开放带动了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新产业的兴起,带动了城市化进程。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苏州的今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导致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立足当下,“开放”的苏州

进入新时代,提出苏州开放再出发,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这是因为,对外开放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苏州的开放战略当然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从国际范围看,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愈演愈烈,世界经济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美国一些人违背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违背市场经济运行客观规律,违背经济学理论揭示的分工贸易互利双赢的常识,违反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在内的国际法规则,破坏国际法治和国际贸易秩序,执意发起和升级中美经贸摩擦。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中国和美国,在生产网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节点功能,美国发起经贸摩擦所带来的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产业链等冲击效应和破坏效应,所波及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中美两国之间,考虑到涉及产品的广泛性以及摩擦领域和范围的不断蔓延性,包括从贸易领域向科技、金融等范围的扩展,已经对全球生产和经济产生了冲击效应。

这给经济开放度很高的苏州经济形成很大的压力。从国内和苏州实际看,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和价格上涨,低端要素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简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外移,已经形成趋势,依托要素推动型的外资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不复存在。实际上,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后,苏州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已经开始,而且一直在路上。

进入新时代,苏州对外开放再出发,其实质就是开放型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一方面,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素禀赋结构自身在不断朝着高级化方向演化,为创新驱动发展奠定了要素基础;另一方面,发展环境的变化倒逼企业必须转向创新驱动。

其二,产业发展从加工制造向自主可控产业体系转变。前一阶段,苏州在全球价值链的专业化分工中,承接的主要是通用性和一般性生产环节和阶段,核心部件的生产能力以及关键和核心技术发展不足。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绝非是一种“受制于人”的发展模式,一定是自主可控的发展模式。制造业是苏州经济的“看家本领”,但是一定程度上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就是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实现制造业“强起来”。

其三,开放领域从先进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延伸。苏州制造业开放领先全国,但是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相对不足,比如,金融、建筑设计、医疗、电信、专业咨询服务等领域,开放潜力很大。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发展,对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从“引进来”为主向“双向开放”转变。苏州通过“引进来”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特定背景和发展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开放型经济原本是一个既有“引进来”又有“走出去”的双向循环系统,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更应该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开放发展模式,更多的苏州企业“走出去”,成为整合全球要素进行国际化经营的跨国公司,是苏州对外开放高质量的重要标志。

展望未来,苏州开放再出发往哪儿发力

苏州开放再出发,既面临诸多挑战,也有很多有利条件。虽然世界经济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回到一个个相互割裂的小湖泊了。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第四次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走来。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已经成为共识。苏州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传统产业活力依旧,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创新动力十足。“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多重国家战略重叠,自贸区苏州片区的设立,给苏州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苏州肩负着开放引领、为全国探路的重要使命。那么,苏州开放再出发,该怎么做?做什么?往哪里发力?应该说,与高速增长阶段不同,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篇大文章,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需要多点发力,真抓实干,形成合力,久久为功。总的思路还是两条:一是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全面提升开放发展质量;二是发挥既有优势,选择符合苏州实际的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道路。

第一,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苏州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

苏州经济靠外资起家,依托外资发展,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要大力利用外资。实践证明,千方百计引进外资,这条道路是走对了。要利用好工业园区、开发区、高新区和自贸试验区等各类载体和平台,引进更多的高质量外资。引进外资就是引进和聚集全球先进技术、管理、商业模式、人才等高端要素。大项目落地,就会带来产业创新、外贸、配套产业、高报酬就业、税收,还有技术外溢和市场竞争。不但要继续引进先进制造业,还要大力引进现代服务业。不要认为外资多了,美国这样资本丰裕的国家,是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以创新之城著称的深圳,去年年底召开全球招商大会,海内外企业云集,签约额超过5600亿元。还要鼓励苏州的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竞争,积极“走出去”,提升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国际化经营的能力。

第二,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一是运用先进成熟技术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低端产业不是低级产业,关键在于要做精做细做到极致。纺织服装也可以拥有世界级品牌,低端代工也可以有世界级企业,零部件生产也可以成为隐形冠军。日本的哈德洛克公司,仅有45名员工,为全球铁路、高铁、航空等提供永不松动的螺丝,垄断了全球市场。富士康、台积电都是著名的世界级代工企业。二是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装备、精准医疗、金融科技等方兴未艾,石墨烯、柔性电子、微纳米材料与器件等呼之欲出。苏州有条件也应该有选择地提前布局。三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快构建自主创新体系,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从“断供”中兴通讯到从全球价值链上“围堵”华为,再到威胁让美国公司撤出中国、切断与中国的产业联系、使中国经济与美国“脱钩”,不断升级的中美经贸摩擦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努力保护产业链的完整性是多么重要,尤其是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供应链、创新链安全,是多么的重要。当然自主可控不是自己可控,而是在开放条件下实现自主发展;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创新,而是在整合全球创新要素基础上以我为主导的创新。

应该指出的是,产业的由大变强、价值链从低端向中高端延伸,有一个过程,切不可急于求成。要清醒认识苏州在国际生产与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不能脱离全球价值链谈自主可控。要特别警惕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断档”风险,即原有产业衰退过快、新兴产业未能及时补上。现实的选择是,在促进有部分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保留并做强、做大、做精、做绝中低端产业,强化和延长现有比较优势。这不仅是防范产业断档的必要选择,防止陷入产业空心化困境,也是打造完整产业生态系统,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第三,继续做好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加快制度型开放的步伐,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当前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从以往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方向演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属于“边境开放”,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重点在市场准入;而制度型开放是“边境内”开放,重点在规则和制度开放,涉及诸如法治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性、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优化营商环境的体制机制建设。

制度型开放,既是开放,更是改革。未来的全球竞争的趋势是逐步转向制度竞争,公共服务的竞争,营商环境的竞争。以资本为纽带的生产要素流向哪里,价值链生产环节和阶段配置到哪里,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的影响。产业和产品价值链中的高端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区位配置、先进和高端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对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营造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前苏州对外开放,非常重视“亲商、安商、富商”的投资环境,现在强调的是营商环境。一字之差,内涵大不一样。应当说,目前苏州的营商环境是全国一流的,但是对标新加坡等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期待苏州在营商环境建设上继续探路,出思路,出经验。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长江产经研究院开放经济方向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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