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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军

■制造业构成了苏州的比较优势,但必须深刻认识到苏州制造业的内涵是不断变化,要深入了解“苏州制造”的时代内涵。

■聚焦数字化,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从根本来讲,就是重塑产业生态,抛弃工业化时代的线性的科层的产业组织和体系的旧思维,重塑新的网络化、扁平化的新产业生态。

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上,苏州肩负着“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新使命。无论是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还是从确保“十四五”发展开好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起好步的角度来看,千方百计促进“苏州制造”高质量发展,都是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该如何在高平台上擦亮“苏州制造”品牌呢?

从无到有,“苏州制造”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苏州制造业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应着上世纪80年代的“苏南模式”。其发展主要是满足于国内短缺市场的需求,制造业产业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等非耐用消费品和简单的原材料加工业,此阶段大致可以对应于苏州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对应着上世纪90年代外向型经济所推动的“新苏南模式”,苏州工业化进程深入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极大地推动苏州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苏州的世界”变成了“世界的苏州”,并由此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遵循着传统的大规模、大批量、同质化的发展逻辑,外向型经济创造了“苏州奇迹”,从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等各项指标来看,苏州都位居中国的大中城市的前列。这一阶段的制造业发展主要是满足于国外市场需求,大致可对应于苏州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第三阶段是从现在到未来的发展,属于制造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大致对应于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三个阶段环环相扣,构成了苏州制造业发展的逻辑顺序。

由小到大,“苏州制造”的作为成就了地位

从第一阶段乡镇企业的发展到第二阶段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苏州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苏州实施的制造业战略是根据自己的区情,遵循全球和区域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从开放的全球和区域视角出发,利用上海,服务上海,与上海错位发展,取得今天辉煌的成就,这是苏州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第一轮主要利用了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推动苏州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整个工业化的基础。第二轮发展过程中主要利用了上海浦东的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顺应世界范围内大尺度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实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有机统一,推动了苏州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苏州制造”也因此成为苏州的一张靓丽的名片。“苏州制造”既是苏州过去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石,也构成了苏州未来战略选择的出发点。

目前,苏州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制造业的体系,苏州制造业的门类齐全。工业经济拥有35个工业大类、167个中类和489个小类,有16万家工业企业(包含世界500强400多个项目),是中国制造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2020年,苏州装备制造业产值达10205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29.3%,产值总量和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这是“十三五”时期自电子信息产业后,苏州规上工业又一个破万亿产业。苏州工业“家底”越筑越牢,产业强劲支撑。2020年,苏州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48万亿元,稳居全国大中城市前三。因此,制造业构成了苏州发展的产业基础,抓住了制造业就等于牵住了牛鼻子,抓住了主要矛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苏州制造”在内涵上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旧制造,“苏州制造”将赋予更多的时代内涵。另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除了考虑“苏州制造”品牌以外,也要考虑苏州“江南文化”品牌,二者之间是一种魂与体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无论是“苏州制造”品牌和苏州“江南文化”品牌,都离不开苏州城市载体。“苏州制造”品牌、苏州“江南文化”品牌、苏州超大城市的打造,这三者构成新时代苏州发展的三大支柱或称之为“成长三角”,离开了其他两个支柱,也会影响“苏州制造”品牌的塑造。

大而谋强,“苏州制造”须找准自身优势

未来苏州制造业发展要纵观天下大势。“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要跳出苏州看苏州,从长三角一体化和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来谋划苏州制造,特别是要放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去思考。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中,苏州与上海形成了最紧密的联系,沪苏同城化,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和中国最核心的城市,其在服务业方面是长三角其他城市没有办法与其比的,其发展服务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苏州作为与上海联系最紧密的姊妹城市,这样的区位优势也使得苏州比其他城市在发展制造业方面有一种先天的优势。因此,未来需将苏州制造业发展放在沪苏同城化的背景下来思考,苏州离不开上海,上海也离不开苏州,二者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苏州不仅要打造长三角制造业中心,也要打造世界制造业中心。沪苏同城化是长三角内循环的关键环节,实现沪苏同城化对于中国其他区域的内循环打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苏州制造业的发展除了在新格局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来考虑,也要从苏州制造业发展阶段来思考。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作为制造业发展的第一波,90年代外向型经济发展作为制造业发展的第二波,未来苏州将步入制造业发展的第三波。如果说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发展,主要是立足于工业化时代的苏州制造,那么苏州制造进入第三波,到了以信息和数据为基础的“苏州制造”,数字化已经从传统的消费端步入生产端,信息化推动下的智能制造是“苏州制造”业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如果说第一波和第二波的“苏州制造”,主要是基于一个量的概念,那么第三波“苏州制造”内涵将发生大的变化,主要是基于一种质的内涵,苏州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创新驱动下的高质量的发展。第三波的“苏州制造”需要以数字赋能,以人才为支撑,以创新为推动力,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追求目标。在这样一个全新的背景下,重提“苏州制造”品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深入走访部分外企后提出:“要充分发挥制造业这一核心优势,与广大外企一起,全力打响‘苏州制造’品牌,不断带动传统产业推进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为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坚实支撑。”他在常熟深入调研时又提出,要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常熟传统产业比重比较大,要全力落实贴息等针对性政策,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推进升级改造的步伐。要坚持创新驱动,打响“苏州制造”品牌。要主动承接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溢出效应,积极对接上海头部科研机构,推动上海的科创资源在常熟转移转化。此后,我市将“苏州制造”品牌和“江南文化”品牌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抓手,这是基于对苏州市情的深刻认识所做出的科学决策。

数字赋能,擦亮“苏州制造”品牌不会一蹴而就

制造业构成了苏州的比较优势,但必须深刻认识到苏州制造业的内涵是不断变化,要深入了解“苏州制造”的时代内涵。外向型经济是苏州最大的特点,苏州外贸依存度高达125.7%。苏州发展必须要从单一依赖外部市场转向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内外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苏州要从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主场全球化就是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建设。苏州优势在于制造业,但之前制造业是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之中,主要利用苏州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等。但随着要素成本的增加,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发展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苏州应该率先积极谋划未来苏州主导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新模式。进入新发展阶段,苏州制造业不再是传统意义旧制造的概念,而变成一个新制造的概念。新制造主要立足于新消费,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制造要借助于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有效地重构制造业的价值链、供应链和空间组织形式,要形成制造业发展新的产业生态。

要擦亮“苏州制造”品牌,必须超越传统旧制造的单一制造环节,要实现研发、制造与市场在区域空间中的融合。上世纪90年代,苏州通过大量招商引资,成为一个外向型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但从总体上看,这个制造属于旧制造的范畴。旧制造业的发展是以生产为中心,是订单经济。制造业发展不会考虑上端的研发,也不会考虑后端的销售渠道,属于典型的代工,制造业被锁定在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研发、制造、市场在空间上是分离的,这是微笑曲线所表达的内容,微笑曲线是工业化时代旧制造的形象表达。支撑旧制造发展主要依靠廉价生产要素的投入,依靠流水线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进入新发展阶段,制造业内涵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制造、研发和市场三个环节将出现频繁互动,信息技术提供了互动的基础。如果将研发、制造、市场分别用三个圆表示,在它们之间有个交集,交集部分用灰色表示,形象称之为“灰度创新”。研发与制造之间的灰度创新,是一种产业化创新的能力。灰度创新,“制造与市场”的结合部分,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新制造就是在研发、制造与市场的互动中发展,三者可以在同一空间中存在,这完全不同于旧制造。关注制造与研发、市场互动所形成的灰度创新,这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和新制造发展必须考虑的重大战略问题。灰度创新是苏州新制造发展的最大潜力点。苏州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业发展成为苏州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不要割裂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苏州未来的创新更多地体现在制造型的研发和制造型的创新,这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地的基础性创新,这是苏州未来最大的亮点和优势,也是拉动苏州制造业转型的战略引擎。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数字经济发展有力地推动研发、制造和市场的互动,推动新的产业生态的形成。

德鲁克曾经说过:“创新意味着你对过去的系统性抛弃;创新意味着你对创新机会的系统性探索;创新意味着你乐于面向创业精神来进行组织;创新意味着你乐于在现有的管理体系之外单独地建立创新的企业。”聚焦数字化,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从根本来讲,就是重塑产业生态,抛弃工业化时代的线性的科层的产业组织和体系的旧思维,重塑新的网络化、扁平化的新产业生态。工业4.0不是简单的技术革新,而是将带来生产模式乃至于整个工业生态的转变,被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市长李亚平在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聚焦数字经济,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技术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全面推进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发展。围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发展平台经济、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做大数字经济规模,推动产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苏州市政府也出台了《关于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措施》《苏州市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等。这些具体的措施旨在通过数字赋能,打造“苏州制造”的新品牌这一战略目标,但需要深刻理解“苏州制造”的新内涵。即苏州新制造最根本在于改变第一波和第二波“苏州制造”的线性的产业生态,形成基于信息时代网络化产业发展新生态。这种新生态通过数字赋能改变传统的科层结构,形成基于网络化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扁平化的共创价值的产业生态。新制造不同于旧制造,需要依靠大量的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技术流等现代生产要素来推动,围绕大量先进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新制造的发展,新制造需要区域和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支撑,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业的发展是新制造发展的重要趋势。

以数字赋能,打造“苏州制造”新品牌是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不会一蹴而就,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力。在打造苏州新制造的过程中,要遵循经济规律,要因地制宜,要正确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讲,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要依靠市场力量,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的战略作用。企业家能更高效地组织各种生产要素,企业家是塑造产业新生态和苏州制造新品牌的最重要的主体,企业家能够知道未来市场的潜在需求,能够创造更好的产品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系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博导,东吴智库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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