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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记者 姜 锋

在中国,有这么一块土地,地理学家称它“水润”,文学家称它“诗性”,艺术家称它“意境”,经济学家称它“富庶”,而普通民众则称它“宜居”——这就是“江南”。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江南是全国地方志编纂历史最悠久、编纂频率最高、历代志书数量最大、品种最全、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在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士林看来,江南方志在我国方志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是体量大,二是名志多,三是内涵深厚。他认为,江南方志文化集中彰显了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和历史理性,是推动引领江南文化传承创新发展最厚重的思想遗产与文化资源。江南方志文化传承着江南地区的文化基因和文明价值,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根系和重要动力。

江南方志文化是中华文明精髓和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

苏州日报:方志为什么被誉为“一方之全史”或地方“百科全书”?

刘士林:方志又称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方志等,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在不同时期的疆域变迁、行政沿革、经济状况、社会组织、民风习俗、人文艺术等的资料性文献。“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从内容上看,方志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在自然地理方面,主要涉及山川、河流、气候、天文、地震、灾异、城镇等;在经济生产领域,主要涉及物产、矿产、农田、水利、手工业、户口、交通、贸易、盐政、税收、赋役等;在行政沿革方面,主要涉及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官职、科举、兵制、治理等;在社会领域方面,主要涉及人物、氏族、方言、风俗、民情、佛道等;在文化领域,主要涉及科学、文化、教育、文艺、名胜古迹、方技等。因此,方志被誉为“一方之全史”或地方“百科全书”,成为了解和认识一个地区的历史全貌及其传承关系最重要的文献记录。

苏州日报:人们常说方志是一座文化宝库,其在文化方面有哪些不可忽视的价值?

刘士林: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已有数千年历史,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流传至今,其历史发展演化可概括如下:地方志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史、地理书、舆图,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地志等。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是最早的地方志之一。隋炀帝曾下令全国各郡编辑本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这是由国家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普遍修志的开始。唐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政府规定州郡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给兵部掌管疆域图籍的职方官。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设置“九域图志局”,这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设立的官方修志机构。最晚到南宋时期,地方上也有了专门的修志机构。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重视方志编修,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开展了两轮大规模修志。至目前,全国累计出版两轮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1.1万余部,整理旧志文献3000多种,每年编纂地方综合年鉴3000多种。盛世修志,新时代以来,我国方志事业走上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在世界最早的几个文明中,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代表,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觉醒最早,以世称“前四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代表,形成了丰富博大的古代历史书写体系,方志是其中重要的一支。作为乡邦地理、经济、社会、人物、文化的集大成,方志也是延续中华民族文脉和区域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存史、资政、教化是方志的三项基本功能,除了“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方志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的基础和源头,也是每个人的初心所在和走向未来的起点,具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和“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双重意义。

苏州日报:国家方志馆江南分馆设在苏州,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建设。江南方志在中国方志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

刘士林:江南不仅是中华文明最富有魅力和活力的地区,也是我国方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资源富集地。清人毕沅和洪亮吉都认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总体上说,江南方志在我国方志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是体量大。这主要表现在种类多、数量大、范围广。以“方志之乡”江苏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地方各种志书约1200种,留存至今近千种,占全国现存旧志的十分之一左右。二是名志多。江南自古经济繁荣、文教发达,素来重视乡邦文献的整理编纂,史上各种名志层出不穷,如《乾隆江南通志》《绍熙云间志》《新安志》、浙江《咸淳临安志》、范成大《吴郡志》等,不仅赓续了江南区域方志文化的主脉,也为全国方志编修提供了规范和标准。三是内涵深厚。江南方志文化,积淀了集中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江南诗性文化的精华,传承了从中原文明学习而来又在历史中被发扬光大的实用理性,构成了诗性与理性、审美与伦理、出世理想与入世实践的完美平衡与有机融合,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其他区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对本地区的奢靡之风等不良现象亦有批判和制约,因此,江南方志文化是中华文明精髓和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在推动我国方志文化现代化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

明清时代的“八府一州”圈定了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与主要范围

苏州日报:“江南”这个概念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一个怎样演化的过程?

刘士林:江南既是一个空间范畴,也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江南”的概念。据《吴越春秋》记载:“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之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之上,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此处的“江南”指的是东周时吴、越等诸侯国所在的区域。但这个概念和后来不断变化的江南差距甚大。

历史地看,从先秦到西汉,“江南”尚不是专有名词,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包括现今的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至东汉时期,江南开始“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越来越多地代指南方朝廷,尤其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从唐代至元代,“唐代江南道的范围也几乎包括整个长江中下游。……元以后行省的设置,更强化了这种趋向。”再到明代南直隶和清朝江南省的设立,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上海市、安徽省全境及今浙江省嵊泗县、江西省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等。由此可知,江南空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除四川盆地以外的长江以南地区”向“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范围”演化的过程,并基本稳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但这个关于江南地理空间与范围的表述,并不适合作为江南文化研究的基础,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面积摊得过大,其中一些历史上江南省曾管辖的行政区域,如湖南、江西及湖北的一些地区,明显不适合纳入今天以长三角为空间的“江南”范围内;二是文化的内涵过于杂多,如楚文化、湘文化、赣文化等在今天已自成一体,不适合再以“江南文化”来概括;三是就当下而言,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中,江南文化正在成为长三角的共有精神家园和共同打造的文化品牌,而历史上的很多曾经属于“江南省”的地方都不在这个范围内。统筹以上考虑,需要在历史上变动不居的江南空间范围内确立一个比较稳定的核心区。

苏州日报: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江南”究竟指哪里呢?

刘士林:马克思认为,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很重要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方法论。由此出发,在研究“商品”时,马克思不是从古希腊的商品交易,而是从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即“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把这个著名的“钥匙”方法论运用到江南空间的界定中,就可以说,尽管历史上有很多种江南的形态,但它们本身只是“低级阶段上表露的成熟形态的征兆”,同时,也只有深入研究了成熟形态的“江南”之后,才能为理解和认识历史上的各种江南形态提供一把钥匙。

据此方法并综合有关研究,明清时代的“八府一州”,是江南地区在历史上的成熟空间形态,也是历史上各种江南形态围绕旋转的核心区。所谓“八府一州”,是指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苏州府下辖的太仓州。作为江南区域在历史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八府一州”不仅圈定了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与主要范围,其在江南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主体地位,也是其他相关的地理单元很难“喧宾夺主”的。当然,“八府一州说”不是没有问题,由于偏重古代太湖经济区,这一界定也会显得机械和不够灵活,忽略了与其在商贸与文化联系密切的城市,如“江南十府说”中的宁波和绍兴,还有不属于太湖经济区的扬州和徽州等。对此可借鉴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区”概念,将“八府一州”看作江南核心区,其他则视为其“外延”或“漂移”现象。

诗性和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并将中国文化提升到审美创造和自由发展的新境界

苏州日报:您觉得,江南文化的精神本质与核心价值是什么?

刘士林:有关文化的定义,据统计超过160种,在提供丰富的理论方法的同时,也给江南文化的认识和界定带来很多困惑。对此同样需要运用马克思的“钥匙”方法,一方面,在与我国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把握江南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创造;另一方面,在与我国其他区域文化精神的比较中,把握江南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结构中最独特的逻辑内涵,由此获得江南文化的精神本质与核心价值。

在区域文化方面,首先,与经济落后的区域相比,江南的显著特点是富饶的“鱼米之乡”,但经济发达却并非江南所独有,古代作为“天府之国”的巴蜀,在这方面和江南地区就难分伯仲。其次,与文教落后的地区相比,江南的显著特点也被称为“文人荟萃”,但这同样只是江南在某个阶段的特点,如汉唐时期的中原地区,在软实力方面同样不输于吴越。因此一般所说的经济富庶和人文繁荣,还不能看作江南地区的本质特征。

在文化内涵方面,目前对江南文化精神有一些界定和阐释,如务实、崇文、重商、重教、精致、精明、开放、灵活等。它们均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但也存在着不小的局限性。以“务实”为例,江南人当然务实,但不能把“务实”看作其独有的性格特点。因为与西方民族的思辨哲学和宗教精神不同,中华民族以实用理性著称于世,因此更应把“务实”理解为中华民族的普遍精神特点,且其起源地是在中原地区。在逻辑分析上,江南精神是指“在江南地区的江南文化精神”,意思是“江南有,其他地方没有或者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江南诗性文化”,认为“诗性和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其核心是超越了中原文化的实用理性,作为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正是在江南诗性文化中,才真正体现了古代江南人民的独特创造和重要贡献,并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中国文化提升到审美创造和自由发展的新境界。

苏州日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江南方志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应该如何做好传承保护和展示传播?

刘士林: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同时也为江南方志整理、研究、阐释、展示、保护、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在江南文化品牌打造上,江南方志文化集中彰显了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和历史理性,是推动引领江南文化传承创新发展最厚重的思想遗产与文化资源。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上,江南方志文化传承着江南地区的文化基因和文明价值,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根系和重要动力。由于长三角的范围依然过于宽泛,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像古代的江南省,因此同样需要确立江南方志文化传承保护创新发展的核心区。借鉴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我们也需要研究建立江南方志核心城市体系。

长三角的一体化始于1982年,至今已走过了快40年的历程,形成了6种主要形态。一是1982—1984年的“上海经济区”,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9个城市。二是1984—1988年的上海经济区扩大版,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市四省。三是1992—2008年以江浙沪16城市为主体形态的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南京、镇江、扬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泰州、台州市。四是2008年长三角地区2省1市25城市,在原有16个城市的基础上,加进了苏北的徐州、淮安、连云港、宿迁、盐城和浙西南的金华、温州、丽水、衢州,但仍以16城市为“核心区”。五是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3省1市26城市,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南通、泰州、扬州、盐城、镇江、常州、杭州、湖州、嘉兴、宁波、舟山、绍兴、金华、台州、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滁州、宣城。六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3省1市全域,以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27个城市为中心区。由于长三角中心区的空间范围远超出明清江南的“八府一州”,同时,除了吴文化、越文化、徽州文化、海派文化四大谱系,长三角区域文化还包含了淮扬文化、皖江文化及宁波等代表的海洋文化,因此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框架下,还需要对江南方志文化的核心城市进行界定和论证。

苏州日报:在您看来,江南方志文化的核心城市体系应如何构建?

刘士林:以明清时期江南“八府一州”为主体,以江南诗性文化为区域文化主脉,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空间布局,同时按照“以古代行政区划为标准,同时参照现行行政区划”的修史原则,需补入与江南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紧密的一些城市,如与吴文化、越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徽州,如作为越文化中心城市的绍兴等,构建适应长三角一体化的江南方志核心城市体系。

人物介绍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苏州石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家方志馆江南分馆“志说江南”展陈大纲项目负责人。在大运河和江南文化研究领域,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首席专家,主持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全年实施情况评估和分地区实施绩效评估报告》、教育部重大项目《江南城市群的历史源流与都市文化研究》等,著有《江南诗性文化》《江南文化理论》《天上的街市——江南城市文化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等作品,最新出版的《六千里运河,二十一座城》入选中宣部“中国好书”、光明日报“光明书榜”、江苏省“新华书房”等,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英文版)、丝路书香工程(阿拉伯文版)。

记者手记

对话志书 开启未来

江南是苏州的地理标签,文化是苏州的精神标识,江南文化赋予了苏州崇文、融合、创新、致远的城市底蕴和文化特质,其旺盛的生命力延续至今。从历史上的“八府一州”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江南文化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亲和作用。长三角文化同根同源,共生共享,形成命运共同体。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江南文化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江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具时代意义。

而地方志是江南文化的根和魂,从古至今延绵不绝的方志记载为江南文化的形成与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吴郡志》中记载的苏州人物,对其中或隐或显的江南诗性文化的基因、元素、特点、规律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认识和把握苏州,也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当代城市文化建设提供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和方法。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苏州有着内容详尽且系统化的方志记载,千百年来,没有断裂或丧失文脉和精神。鲜活于其上的苏州城市文化的精神,还与大量涌入的人口和异质生产生活要素相融相合,不断产生出新的生长张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在经济建设上创造了“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方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这样的“双面绣”彰显着城市特质,也是开放、创新文化的必然结果。

站在前人的基础上,苏州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瞄准“率先建成文化强市”目标任务,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江南文化与时代更好地结合创新,为谱写“强富美高”苏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更多文化力量,构建新时代主题更加鲜明、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精美的江南文化新体系。方志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载体,正如一座宝库待我们激活与生发。

(姜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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