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印记：“挑瓦革命”到状元办厂

□黄 洁

晚清的江苏（当时简称苏省，下辖苏州、松江、江宁、镇江、扬州等八府三州一厅）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正因为此，它在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性事件中也有其独特性。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民革苏州市委策划出版了《苏省辛亥年》丛书，共计四册——《挑瓦革命的末代江苏巡抚程德全》、《国运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们》、《绅商也要革命》、《清末民初社会新万象》，分别从政府的上层管理者、知识分子、绅商及辛亥革命前后社会风貌的巨大变化揭示这一革命的必然性，同时结合苏省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特质展现苏省在辛亥革命中的个性表现。

“挑瓦革命”的程德全应给予历史客观的评价

苏周刊：讲到辛亥革命与江苏，就不得不提到程德全，他是江苏最后一任巡抚，也是全国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宣布光复的巡抚。他这是孤注一掷或是头脑发热的表现吗？

王玉贵（苏州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挑瓦革命的末代江苏巡抚程德全》一书作者）：可以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跟他对清政府的统治已无可救药的准确判断有关，也跟他与清政府频生嫌隙有关，同时还跟当时上海已经光复、对苏州形成现实威胁的紧急形势有关，但我认为更主要的是跟他一贯清正廉洁、倾向进步、关注民疾的为官品格有关。程德全的为官清廉在晚清政坛是出了名的，在与沙俄交涉过程中，他曾以死相拼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清朝的腐朽统治让他有英雄无用武之感。所以只能寄希望于新时代的到来。辛亥革命后，他在看到现实离理想越来越远时，最终选择以遁入空门的方式了度余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程德全是一个头脑十分冷静的政治家。

苏周刊：历史上对程德全的面目一直不是很清晰，纵使有些评论，也是以负面为主，而您觉得他在辛亥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与传统认为的投机革命一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为什么？

王玉贵：在近代史上，程德全算不上什么大人物，留下的资料也不是很多，因此学术界以往对他没有多少研究，多数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我认为，在评价程德全这类官员时，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时代背景。不能指望程德全这样的地方督抚能率先站到拥护革命的立场上来，或者由他们出头造清王朝的反。对于他们来说，拥护和发动革命不仅意味着要摧毁其所拥有的权力合法性基础，而且意味着要跟旧权力彻底决裂。同时还要面临着如何克服传统政治伦理羁绊的问题。在政权更迭之际他们所受到的心灵煎熬远比普通百姓严重得多。不及时转变立场，要被世人指责为迂腐落后、冥顽不化和死硬顽固，最终有可能无谓地成为旧政权的殉葬品；转变得过快，也要冒被世人指责为没有气节、认贼作父、惯于投机的风险。所以，历史地看，他不是那种能够开拓历史新局面的大人物，他是一个在内心深处充满矛盾和紧张的人物。

苏周刊：您甚至觉得他在总体上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物？

王玉贵：这要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待和分析。首先，在清朝统治末年，出生于内地的他主动关心东北地区的安危，为日后到东北地区任职、抵御日俄侵吞做必要的准备；其次，清末新政期间，他在东北积极作为，招民实边、垦荒开矿、办厂兴学、修筑铁路……再次，调任江苏巡抚后，他与张謇等人多次上书清廷，积极支持立宪运动。

要知道，在晚清政坛，因循苟且、顽固守旧之辈大有人在，真正想有所作为者常常动辄得咎。程德全既没有取得过过硬的科举功名，更没有显赫的靠山和背景，他在官场中只能如履薄冰，靠实干以取得政绩，并以此作为晋升的资本。

苏周刊：辛亥革命中，程德全的表现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王玉贵：关于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的真实表现，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他家的仆人说他用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前的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对于这种说法，现在已很难考证其真伪。但在辛亥革命中，将革命看成或等同于破坏的却大有人在。就是在革命党人内部，也大都基于先破坏后建设的考虑，高唱要实行种族革命。程德全虽没有率先举起造反的大旗，但却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趋势，主动宣布反正，从而一改东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版图，这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程德全作出光复苏省决定时的内心真实想法也许并不高尚，但无损于对他在辛亥革命中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评价。

苏周刊：辛亥革命后，程德全还受命彻查过宋教仁案？

王玉贵：是的。经过缜密侦查，程德全很快就公布了调查结果，袁世凯、赵秉钧的幕后策划以及洪述祖、应桂馨等直接作案的凶手在案件中的分工、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很明确。程德全之所以要将案件的侦查经过详细公之于众，主要是担心急欲嫁祸于人的袁世凯等人在幕后操弄，陷自己于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利境地。但此举带来的后果是：他与革命党人彼此不可能真心相待，同时也为袁氏集团所不容。更让他难堪的是，“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竟任命在光复南京中被程德全领导的江浙联军打败的张勋担任江苏督军。他对袁世凯的为人和真实想法实在是太清醒了。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他最后遁入空门。他后来到木渎法云寺担任住持，死后葬在寒山寺边上。

苏周刊：其实程德全不赞成以武力对抗袁世凯的倒行逆施？

王玉贵：是的，这或许是他对袁世凯心存幻想，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宋案”，这在当时的革命党人内部也是相当普遍的，比如黄兴等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曾一再表示不赞成孙中山等武装讨袁的决定。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还是为了尽力保持和延续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有过在边疆地区任职经历的程德全感受更深。但他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就近代中国来说，如果没有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要想实现国家的真正稳定和繁荣富强是不可能的。

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可以媲美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苏周刊：辛亥革命前，我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到底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姚传德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国运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们》一书作者）：救亡是辛亥革命前后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的目标。几乎所有的爱国知识分子都起来寻求救国的方法，因而出现了革命、改良、国粹等等思潮，尽管有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未免失之于幼稚，如无政府主义思潮。当然在种种思潮当中，影响最大的是革命和改良这两种思想流派。

苏周刊：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是不是我国近百年来知识分子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为什么？

姚传德：是的。准确地说应该是辛亥革命前后一段时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可以媲美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主要是：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在认真思考救国的道路与方案；二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促使人们思考中西文化的价值；三是相对宽松的环境。

苏周刊：在革命派阵营里，章太炎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与苏州的关系也很紧密，对他在辛亥革命中的思想主张您如何评价？

姚传德：太炎先生始终是一个不畏强暴、光明磊落的革命家，他为推翻满清统治做出了重大贡献，彪炳史册。在哲学上，太炎先生提出的独特进化论思想，对打破中国传统历史循环论、宣传民主共和、激励人们走向革命起了推动作用。在革命理论上，他提出排满论。有人据此认为太炎先生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是对他的误解，太炎先生无论在革命前还是革命后，都主张各族平等相处，他反对的只是满清政府。在革命行动上，太炎先生1906年出狱后，担任《民报》主编，领导革命党人批判立宪派的妥协立场，取得了论战的胜利，逼使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自动停刊，这对推动革命形势一浪高过一浪，功不可没。

苏周刊：对于立宪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往的观点总是将其放在革命派的对立面，强调他们的反革命的一面，从而忽视他们的进步意义，您在书中列数了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的思想轨迹及救国活动，是想说明什么？

姚传德：我是想说明，立宪派的君主立宪的主张有其合理性，不能说绝对错误，因为当时依托清廷实施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没有可能。而且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通过新旧势力之间的妥协、避免内乱与流血来完成现代化是代价最小、风险最小、也最为智慧的一种方式。在推翻清廷的过程中，立宪派多次组织的请愿活动，让官僚阶层对清廷大失所望，纷纷抛弃清廷。武昌起义后，立宪派掌握的各省纷纷独立响应，数月之间，清廷便大势已去，这是连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在思想启蒙方面，同革命派一样，梁启超、严复等人介绍西方各家各派的学说，也极大地促进了国民意识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变。还有立宪派张謇等人会同一些开明官僚在国内各地方脚踏实地，悉心经营，促进了地方经济、文教、社会诸项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苏周刊：还有一些像王国维、刘师培、辜鸿铭等，他们既是国学大师，也精通西学，但他们是清廷的支持者，反对革命。比如辜鸿铭从小便受到一流的西方教育，但到死都留着辫子，如何解释他们的反常举动呢？

姚传德：我个人以为，他们犯了泥古不化的错误，将清王朝看成了传统文化的象征。另外，西方现代文化所呈现出的某些弊病，使他们越发向往中国古代文化，从而将古代文化理想化。

苏周刊：而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全盘否定儒家文化，但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副作用也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这怎么理解呢？

姚传德：他们的极端的攻击，再加上当时对中国绝望的现实环境，在易走极端的年轻人眼中，中国传统变得一无是处，最后导致民族文化自卑主义思想的大泛滥，给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苏周刊：您认为儒家思想最富现代特征的是理性的世界观、功利的人生观与和谐的社会观，这些同资本主义思想在原则上没有根本的差异。但儒家思想影响了我们上千年，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探索着？

姚传德：有句话叫“因地制宜”。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儒家思想，而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它是一个大陆国家。欧罗巴半岛的国家都是海洋国家，在古代的生产力条件下，海上运输所获得的利润是陆上运输的成百上千倍，所以西方各国都重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导致了手工业的发达，最后导致机器大生产——工业时代到来。经济的现代化导致政治上的民主化。而中国正相反。在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所以，儒家思想主导的东亚大部分国家与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了。在欧洲文明以外的后进地区，东亚现代化的成就所以最为辉煌，恰恰说明了儒家思想的价值。

苏周刊：苏南也出现了一批民主主义者，革命团体——南社的影响非常大，是这样吗？

姚传德：是这样的。晚清新政开始之后，苏南知识界非常活跃，纷纷创办学会、报纸，新建男女学校，鼓励出洋留学，投资现代工业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陈去病、柳亚子、高旭、叶楚伧、吴稚晖、金松岑、蔡治民等一大批知识分子。 1909年11月，由苏州知识分子陈去病、柳亚子等人在苏州正式成立了反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由开始时的十七人，后发展到1183人。南社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他们为推翻帝制、实现共和，抛头洒血，不屈不挠。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又投入了反袁复辟、反军阀的斗争，很多人壮烈牺牲，他们的精神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绅商是清末出现的特殊群体，他们“也要”革命

苏周刊：清末为什么会出现绅商这个特殊的群体？

许冠亭（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心主任，《绅商也要革命》一书作者）：清末绅商群体的产生，是传统士农工商社会结构在近代逐渐发生裂变，士绅与商贾相互渗透、相互合流的结果。一方面，为救亡而兴办实业的热潮空前高涨，士绅阶层开始向近代工商企业主流动。另一方面，清政府一向将捐纳所得作为户部的经常收入，凡文武生员、内外官吏乃至平民，均可捐纳实官、虚衔出身、加级记录、分发、封典等项。到1901年，清廷虽明令停捐实官，但“虚衔、封典、翎枝、贡监及现行常例”仍准照旧纳捐。加之清政府普遍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创办形式，商人捐纳功名、职衔，可以提高身份、利于经商。清末绅商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以此跻身绅士行列。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对各类商人颁赏封典，从七品衔到一品顶戴甚至子男爵位。商会的建立也推动了绅商的发展。于是形成一个有别于传统绅士阶层，又有别于一般旧式商人的绅商群体。

苏周刊：与上海相比，苏州绅商有什么特点？苏州有哪些著名的绅商？

许冠亭：康熙年间起，苏州即是“人间都会最繁华，除是京师吴下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在台湾学者刘石吉的研究中，乾隆年间的苏州已“堪称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晚清苏州与上海多有不同。上海开埠后往往是一些外地人来沪充当洋行买办，白手起家，创业成功则迅速成为巨富，并通过受赏或捐官成为绅商。而苏州的著名绅商多为从富贵之家、科举仕途转而置身工商。

苏州著名的绅商有王同愈。他中进士后进入翰林院，出任过清朝驻日公使参赞，回国后在吴大澂的军中辅襄军务，后又外放湖北学政等。后来因为女儿病故回到苏州，从此放仕从商。 1905年，组织成立苏州商务总会，后被举为苏经苏纶丝纱厂总经理，并供职苏省铁路公司，同时积极参与立宪派活动。

还有一位是尤先甲。祖上是安徽徽州巨商。他本人是举人。后因办理赈灾捐款而得到清朝政府赐予花翎、侍读衔及三代二品的封典。他创设了同仁和绸缎局。1905年，尤先甲与王同愈等筹设苏州商务总会，并被推选为首届总理，后连任五届总理，并参与创办苏商体育会、苏州商团、农会及市民公社等多种社团，成为清末苏州绅商的领袖人物。

另外，就是我们熟悉的潘祖谦。潘家是苏州首屈一指的仕宦大族。潘祖谦的祖父潘世恩是乾隆癸丑科状元，官至宰相。潘祖谦的堂兄潘祖荫在光绪年间出任军机大臣。而功名不高、一度为官的潘祖谦后来“绝意进取，壹务利济民物”，经营潘万成酱园，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兼任苏州商务总会的议董，担任苏省铁路公司的股东。

苏周刊：同样是状元办厂，苏州状元陆润庠为什么没有像张謇那样成为有名的绅商？

许冠亭：苏州状元陆润庠原本在北京担任国子监祭酒，因丁忧返归故里，奉命创办苏经丝厂、苏纶纱厂，成为轰动一时的“状元办厂”。丁忧期满，陆润庠于1898年6月回京重返仕途。张謇则是刚中状元不久就因丧父返归故里，奉命创办大生纱厂，走上了工商实业道路，成为一名绅商。张謇立志教育实业，没有回归仕途，与恩师翁同龢的解职及百日维新的失败有重要关联。

有人将陆润庠的退出与张謇的成功作比较，认为张謇“壮士断臂”成就了近代“第一个实业大王”，而思想摇摆的陆润庠终究没有打破“重本轻末”观念的桎梏。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未必完全正确。有“独占琼林第一枝”的状元头衔，未必就有过人的经营工商业的能力。陆润庠在工厂创办后选择放弃，让别人接着干，有自知之明。

苏周刊：您写的这本书叫《绅商也要革命》，为什么是“也要”两字？

许冠亭：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看来，革命是“欲求文明之幸福”所不得不经历的文明之痛苦。绅商产生于清朝体制内部，希望社会充满活力而稳定有序。他们希望通过文明的手段达成文明的目标，并不愿挑动革命。但绅商血性与理性的胶合，不断累积起与政府的矛盾，以至于演绎出各种冲突，最后汇入了革命洪流。使用“也要”两字，就是要体现绅商群体与立志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派不同，说明绅商是在晚清十年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奏效甚至难以为继之后投入革命。这样更能反映出辛亥革命的全貌，体现绅商阶层血性和理性相融给辛亥革命刻上的独特印记。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虽然有效果，但也充满了悲情色彩

苏周刊：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有史以来社会转型幅度最大的一个历史时期，这种转型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骅书 （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院长，《清末民初社会新万象》一书作者）：这种转型是多方面的，包括生活风尚、物质生活、人际关系、教育、传媒、社会机构乃至金融等，既有精神层面的也有物质层面的，它们之间是互相推动的关系，当然所有转型中最根本性的是沿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它们从出现到被国人接受乃至践行着实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

苏周刊：这种转型是因为一场辛亥革命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王骅书：实际上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40年前后，当时的江苏省内开埠的城市个数最多，有上海、镇江、苏州等，地处沿海，最先得到欧风美雨洗礼。到辛亥革命前夕，以这几座相对发达城市为窗口，江苏社会已经迈入了现代化的车道，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也以法律的形式推行符合人性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加速转型。

苏周刊：当时的人们对这种社会生活、生活习性等的转变，是自愿接受还是被接受的？

王骅书：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接受物质生活的改变要相对容易一些，比如用自来水、喝清凉解渴的荷兰水，或者用电灯、电车、坐火车出行等。一开始民众也是有抵触情绪的，还组织起来表示要罢乘电车、罢用电灯，但是让他们亲身感受之后，通常很快就会接受。但是对于一些和思想观念密切相关的方面，比如要妇女放天足，要男子剪掉长辫子，男女婚姻自由，这些方面的变革就要难得多，有的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渴望思想解放的胡仿兰被虐杀事件。好在此时新思想已经在国内不少城市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民众慢慢地也就被卷入到了转型的大潮之中。

苏周刊：您也说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虽然有效果，但也充满了悲情色彩，只是在经济发达、文化相对开放的一些地方，甚至江苏也只是几个城市，还未呈面状铺开，这是为什么？

王骅书：说悲情其实就是指现代化推行之难，私下剪掉辫子后外出时还要装上假辫子，实在叫人有种带泪的苦笑的感觉。在现代化进程启动初期，思想解放才是解开旧观念的枷锁、将国人从落后思想和落后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的关键，而教育和传媒便起了作用。而能够传播新思想的学校和报纸杂志乃至出版等媒体通常分布在城市，基本到不了封闭的乡村。同样自来水厂、电厂、铁路等到不了这些地区，这也是未呈面状铺开的重要原因。

苏周刊：您谈到想通过对清末民初呈现的新鲜事物的展示引发读者另外的思考，能谈谈“读者另外的思考”指的是什么吗？

王骅书：如果从1843年上海开埠算起到现在，江苏启动现代化竟然已经有将近170年的历史了，日本明治维新才用了多少年？ 20多年！而我们到现在还把现代化当作中心任务，这个过程是不是太漫长？这期间虽然有对华侵略战争等的干扰，但是我们的现代化过程费时这么久，确实需要反思一下了。提出这种思考绝不是犯急躁情绪，而是希望能够引起反思，减少决策层面的失误，少走弯路，让民众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早日过上真正现代化的生活。

苏周刊：所以您说在收集资料和整理“清末民初社会新万象”的时候，产生一种莫名的感伤？

王骅书：这种感伤应该是一个研究近现代史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一种淡淡的失望。应该说在21世纪的今天，国人的物质现代化已经没有悬念和疑问，全国不少地区已经宣布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但我认为这种现代化还是停留在物质指标上的，小农意识还是挥之不去，今天的我们还在推进现代化的路上。要彻底告别小农思想、实现国人思想上的现代化恐怕还需相当长的时间。比如吴淞铁路事件中，清政府花大价钱赎买英商偷偷修成的铁路之后，居然是雇工人将之拆毁，白花花的银两变成了锈迹斑斑的铁轨，之后却又花钱重修了铁路，清廷这种陈腐观念奴役下的荒唐决策浪费的是民众的血汗，实在值得当代人反思。再比如近期频频见诸媒体醒目版面的郭美美事件，再想想书中提到的唐锡晋老人以其老弱之躯倾尽所有、一片赤诚地投身慈善，实在叫人无法不忧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