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写《中华史》,“王安石变法”卡壳半年

易中天写《中华史》,“王安石变法”卡壳半年

以《品三国》获得大批书迷的学者易中天2013年宣布写作《易中天中华史》,至今已出版18卷,平均一年4卷。最新一卷《王安石变法》日前问世,与上一卷《大宋革新》间隔了半年。对此,易中天坦陈:“王安石变法非常难写。”

“王安石变法”难在哪里?易中天说,最大的难点在于立论和观点。写作之前,他读过很多前人著作,但自己并不满意,“关于王安石变法,史学界的研究,从宋代开始就是‘选边站’。一部分人赞成王安石变法,一部分人反对王安石变法。宋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主流观点站在司马光那边,反对王安石变法。到了后来,尤其是现当代,又反过来了,更多的是挺王安石,反司马光。”在易中天看来,“选边站”的研究方式,导致两方在研究时都采用倾向于己方观点的论据,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我的原则是选择一个客观中立的视角,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难点之二在于史料的庞杂。据易中天介绍,研究王安石变法前后这段历史,他的主要参考资料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代人编的《宋史》、清代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还有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等。宋代的文人笔记、小说野史传世数量也很多,要从繁杂的史料中提取有用信息,难度着实不小。

“王安石变法”前后这段历史,不仅史料繁杂,牵涉到的人物也特别多。皇帝、保守派、改革派,新党和旧党反复斗争,此起彼伏,为理清乱麻,易中天采用的方法是做年表。他说,写“王安石变法”是开始“中华史”写作以来,所做表格最多的一卷。易中天做的年表,时间精确到日。比如,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是在富弼被拜相的第二天,过去,没人在意这个时间点的微妙。两项人事变动命令为何不在同一天发布?其中有什么玄机?再如,王安石第二次进京拜相,神宗哪一天发的诏令,使者多久能到江宁,王安石路上走了多久,王安石和神宗哪一天在东京见面等。种种关系通过年表一目了然,进而可以揣摩君臣二人当时的心思。

易中天是推理小说迷,在写作间隙,他的一大乐趣就是读推理小说。而他自己研究历史,也常会揪住其中一点,用证据、逻辑和推理迷的一点直觉进行思考和推理。因此,他写“中华史”骨子里严谨,读起来却颇有几分推理小说的快感。该书责任编辑介绍,《王安石变法》一卷化繁为简、条分缕析,让复杂的政治人事斗争一目了然,也有小说般的场景供读者回味。据悉,在“卡壳”半年的《王安石变法》之后,《易中天中华史第十九卷:风流南宋》最快将于今年年中出版。

易中天写《中华史》,“王安石变法”卡壳半年

《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选读——

王安石进京

比司马光小两岁的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字介甫,而且跟前者一样也是官员的后代,也是从小就博览群书,后来又考中进士。据说,王安石甚至原本排名第一,只是由于仁宗皇帝不喜欢他考卷中的一句话,这才屈居第四。

犯忌讳的那句话,叫“孺子其朋”。

孺子就是小孩子。春秋时,齐景公跟儿子做游戏,自己嘴里咬着绳子扮着牛,让儿子牵着走。没想到他儿子一跤摔下去,景公的牙齿就断了,从此留下“孺子牛”的典故。

显然,孺子没问题,犯忌讳的是朋。这个字让皇帝想起了朝中的朋党之争,而朋党是最让君主头疼和反感的,尽管仁宗不可能知道,党争还将由于王安石的变法而加剧。

于是皇帝说:有这句话,就不能当魁首。

大家都觉得冤,王安石自己却并不在乎。

这样一个人,当然也不会在乎担任什么官职,长官对自己又有何评价。我们知道,王安石进士及第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扬州任淮南签判,长官则正是韩琦。由于读书写作常常通宵达旦,王安石上班时往往来不及梳洗,便被韩琦误以为他寻花问柳夜夜笙歌。于是有一天,韩琦终于忍不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年轻人,要上进,不可自暴自弃啊!

对此,王安石的反应是一言不发。

这让韩琦很不高兴,两人的关系也没有改善。后来韩琦罢相离开京师,神宗皇帝曾经问他:爱卿离职,谁可以接替这个位置呢?王安石怎么样?

韩琦断然否定:不可以!

王安石却继续我行我素。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在扬州任签判期满之后,可以回京参加考试,从而成为皇帝秘书班子的成员。王安石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到今天的浙江省宁波市去当知县,又到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去做通判。他甚至谢绝了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一心一意做地方官。

当然,此后王安石也做过京官,但总是不安心,也总是要求调到地方上去,理由则既正当又充分:先父未葬,二妹当嫁,母亲年老多病,自己家贫口众,京师这样开销巨大的地方实在是住不起,恳请朝廷收回成命云云。

然而王安石越是辞官,朝廷就越是要他做官。双方都很执着,也都有耐心,不惜展开拉锯战。最有戏剧性的,是在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时被指派修起居注,也就是帮皇帝写日记,两个人竟一齐辞官。结果是司马光辞了五次,最后只好接受。王安石却死活不肯,甚至在诏书送达时躲进了厕所里。信使只好将诏书放在王安石的桌子上,王安石又追上信使退回了委任状。

不过,第二年被任命为知制诰时,就没再辞官。

这样在京师待到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终于回到又叫金陵的第二故乡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也许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词: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

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

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

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

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据说,当时以《桂枝香》的调式写金陵怀古词的有三十多家,只有王安石这首是千古绝唱。就连才华横溢的苏东坡读了以后都这样赞叹说:那老家伙只怕是野狐狸精。

这首词的艺术成就确实毋庸置疑。不过,我们更多地还是读出了当时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尤其是“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一句,忧国忧民之心可谓跃然纸上。何况“以天下为己任”也原本是王安石赞同的主张。因此,他为什么一再拒绝在中央政府任职,就难免让人猜测不已。

说得过去的解释是他想干实事,不想当闲差。在宁波鄞县(鄞读如银)做知县时,王安石曾经用十三天时间走数百里路进行调研,终于弄清楚了这样一个水源充足之地竟会发生旱情的原因,并且进行了根治。在他的治理下,鄞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一派安定团结,一片欣欣向荣。

之后在其他岗位上,王安石也表现出实干精神。他在常州知州的任上甚至想开凿一条运河。这事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天气不好和上下级反对)最终无法进行,是非功过也难以评价,但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却毋庸置疑。

王安石是个好官,至少想做好官。

更难得的是,王安石胸中的格局很大。嘉祐三年(1058)十月,他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也就是国家财政委员会具体负责收支的官员。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央财政,却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帝国的潜在危机。于是,就像司马光四年后做的那样,王安石也给仁宗写了一封信,同样是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历来被看作其后变法的纲领性文件。

万言书的内容十分丰富,让历史记住的是这些话: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

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也就是说,财政原本不该是问题,成为问题是因为理财无方,理财无方又因为不知法度。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变法。

这不正是宋神宗要做的事,要找的人吗?

然而皇帝陛下却非常没有把握,因为王安石的倔强是出了名的。他在中央政府任职时,曾经一度被临时差遣去复查京师的刑事案件,结果当即就跟开封府发生冲突。案子说来简单:有个家伙未经同意拿走别人一只鹌鹑,被主人追上当街一脚踢死。于是,开封府将后者判处死刑。

王安石却要翻案。他说:依法,无论抢劫还是窃取都是盗贼。鹌鹑的主人是捕盗,不是谋杀,开封府判决有误。

开封府当然不服,上诉到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最高复审机关审刑院,两院都支持开封府。实际上,王安石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抓捕罪犯原本是公安部门的事,民众无权擅杀擅捕,尽管此人也只是失手,没有谋杀的故意。

因此,以过失杀人论罪,才是合适的。

可惜双方都不这样考虑问题。开封府主张杀人偿命,王安石坚持无罪释放,败诉的王安石当然要被问责。不过这时仁宗皇帝已经懒得为这些小事伤神,批示不予追究。但按照制度和惯例,王安石仍必须到宫殿外面谢恩谢罪。

王安石却说:我无罪,不谢!

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便发出公文进行催促,催促不果又进行弹劾,王安石仍然不肯。朝廷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换了一个职务和差遣了事。

所以,神宗要召王安石进京,便很怕他不来。

韩维却告诉皇帝大可放心。他说:王安石是一个有志于安邦定国经世济民的人,并不甘心终老山林。何况陛下初登大位,励精图治思贤若渴,天下之人谁不争相效力?如果诚心诚意以礼相聘,王安石怎么会不来?

神宗说:爱卿先打个招呼,试探一下,怎么样?

韩维说:那他就肯定不来了。他这个人,是只能用道义去说服,不能用利益来引诱的。请陛下圣裁。

神宗欣然同意:好!就照你说的办!

王安石也终于再次来到东京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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