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开凿了山塘河吗?

提到白居易在苏州任刺史时的政绩,现在认为他在阊门与虎丘之间开河筑堤,从此有了这条延绵七里的山塘街河。

以前我也相信这种说法,但随着对史料的不断探索,发现并非如此,在此逐一举证,供大家讨论。

白居易只是筑堤,而没有开河,这在他《武丘寺路》一诗中写道:“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并自注:“去年重开寺路,种桃李菱荷二千余株。”又在《吴中好风景》一诗中写道:“改号齐云楼,重开山寺路。”可见这山寺路或叫山塘(山塘意思是山旁边的堤岸)原先就有的。而他到苏州上任在唐宝历元年(825)五月,其时正值梅雨水涨,堤岸太低,被水淹没冲垮,上虎丘只能从田间阡陌绕道而登。有感于此,他才筑堤重开,因为工程不大,在诗中只是轻描淡写一句话带过。并且第二年他就可常常游览虎丘了,“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就是根据白居易的诗作了记载:唐白居易守郡,“尝作虎丘路,免于病涉(病涉:淌水的忧虑),亦可以障流潦(障流潦:挡住水涝灾害)”。这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明成化年间王宾撰、茹昂重辑的《虎丘山志》对“虎丘山塘”条是这么写的:“塘旧多积水,少傅白公筑之,民始免病涉之劳,田赖以防雨涝之患,因又名白公堤,以识其惠。”可见也是写的堆土筑堤。

但到了明代隆庆五年的《长洲县志》卷十“山部”却变成了开河:“至唐白公居易来苏守是州,始凿渠以通南北而达于运河,由是南行北上无不便之,而习为通川,今之山塘是也。公又缘山麓凿水,四周溪流映带,别成仙岛。”后来清代历朝的《苏州府志》以及《虎阜志》《百城烟水》《桐桥倚棹录》、民国《吴县志》,直至现在的《苏州市志》都以讹传讹,全部沿用这一说法。开这么长一条河,不是七里了,约有二十里长,是一项较大的水利工程,要申请动用巨大的经费,是极重要的政绩。但是我查遍了《旧唐书》《新唐书》两种“白居易传”以及《苏州府志》的“水利”卷,都没有提及他开河一事,这开河事却仅仅附记在《苏州府志》的《山部·虎丘》中,这不能不令人生疑了。

其实这条山塘河和上塘河都是大运河的支流,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开凿,同时堆土筑堤。大运河流经苏州,有了水陆的衔接,才有了阊门、苏州的繁华。

也许有人对白居易开凿山塘河也心存怀疑,于是折中一下,说是“清淤筑堤”。其实这种说法来源于杭州西湖筑堤,西湖是湖泊,水面平静,湖上葑草疯长,易淤塞,故有此举。而山塘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未筑水闸时,一直水流湍急,况且农民常来罱河泥,不可能也像湖泊一样容易淤塞的。

再从白居易诗中的“山寺路”以及“好住湖堤上”等地理环境看,我认为当年筑堤可能没有七里,应当就在虎丘附近,即从桐桥至虎丘一段,约四里长。这一段至今仍水面较宽,地势低洼,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多次水漫路面,唐代时想必地势更低,望之如湖,唯长堤一痕而已。1991年水灾时,我特地骑车勘察,以桐桥附近的山东会馆为明显分界,山东会馆以东街面全无水淹,往西到虎丘全部涉水而行。半塘铁路桥下积水最深,大水漫到我28英寸的自行车把手处。

又据明王穉登《重修白公堤碑记》中有“圯而修,修而圯”“昔涉青泥,今履文石”等语,可见明代万历年前山塘西段还是土堤,这次工程量较大,长洲县令韩原善带头捐俸银“六十锾”。不过山塘东段即山塘桥至白姆桥在明嘉靖前已是街面了,虎丘断梁殿嵌壁的明《重修山塘街助银善士姓名碑》记载当时捐银包括实物折算计九十八两一钱四分。

虽然白居易仅仅是重开了寺前路,但从此加高了堤岸,便利了交通,保障了低洼的田地,美化了环境,渐渐地,七里山塘成为苏州的“游赏最胜处”,他离别苏州时,“姑苏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可见百姓当时就很感恩他。在南宋范成大著的《吴郡志》中已把山塘街称为“白公堤”,清代嘉庆二年,太守任兆坰把虎丘斟酌桥附近的蒋氏塔影园改建为白公祠,以作纪念。

□徐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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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紫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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