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力播 家在苏州 微博 微信
首页 新闻 视频 专题 文化 图片 法治 理论 时评 教育 工业园区

王友良

引力播

图1 胡俨《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序文

在江西省博物馆有两件一级文物,这两件文物都与况钟有关。一件为1963年11月初江西省考古所工作人员在江西靖安县西北五十余华里的高湖崖口村瞻仰况钟墓地、况钟祠遗址时,收到的《秋江送别诗并图》卷,另一件为正统六年(1441)《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

徐徐打开图卷,历史感扑面而来,丝丝入扣、清秀耐观的书法,山川润泽、云烟变灭的山水,品读书法与诗文,不仅让人遥想五百多年前苏州和况钟的渊源,领略况钟和当时文人儒官之间的笔墨烟云,更可以让后人理解这一阶段以苏州为代表的吴地书法在明代书法史乃至中国书法史的嬗变中的学理意义。

探寻诗卷背后的学理意义,先得从况钟说起。

况钟(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人称龙冈公,江西靖安县高湖乡崖口村龙冈洲人。永乐中荐授礼部郎中,宣德五年(1430)升任苏州知府,前后治理苏州长达十三年之久,历经宣德、正统两朝。

《秋江送别诗并图》卷、《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成卷于正统六年(1441)。

宣德五年(1430),48岁的况钟被特选担任当时“天下第一剧繁难治”的苏州知府之职。出身于吏员的况钟深知吏治中的积弊,认为法不立则吏奸难除,亦知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为难治。面对现状,况钟以吏治为先依律惩处奸吏,罢免庸吏。走访农户时,了解到农民税粮负担过重,他为民请命,在奏章中,把个人的前途和生命置之度外,坚持请求朝廷开恩,为百姓减免,最终使苏州每年减税粮七十多万石。对百姓,况钟设身处地增设“济农仓”,制定“纳粮勘合簿”“力役仓”及“济农仓本金”,无息贷款给贫苦农民,扶助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为了方便百姓,他还兴修水利,重修觅渡桥、吴门桥。苏州以富丽闻名,宫中宦官购买花木、禽鱼、器玩等,受工部委派,纷纷前来。一些高官大僚,恣意需索,况钟不卑不亢,待之以礼,从不屈膝,且戒属僚,勿赂一钱。况钟虽不是科举出身,却兴崇学校,敬养才哲,荐拔孤寒、有才能的寒士,鼎力举荐,有的官至御史。况钟还常常“折狱明断”,遇有“奇冤”者“无不昭雪”。当时“吏不敢作奸,民无冤抑,咸颂包龙图复生”。正统五年(1440),况钟九年任满,例应上调赴部候升,走时“饯送者数百里不绝”。百姓留恋况钟,士民张翰等一万三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抚按察使上书,恳请转奏朝廷,乞求况钟连任。最后皇帝下达圣旨:“既有军民人等保留,着复任,吏部奏升正三品,署知府事。”就是因为况钟复任苏州知府,周忱、吴讷、胡俨等赠况钟诗文纸本卷轴,以同事、朋友的身份,直接表达对况钟的赞许与崇敬。

而《秋江送别诗并图》卷则是正统六年(1441),况钟去世前的一年,况钟之子况宁从江西靖安来苏州省亲。况宁返归故里时,文友们知道况钟家教甚严,不会受礼,便集体作成一幅手卷。

《秋江送别诗并图》卷全长1338厘米,卷中书法多以楷书为主,部分行书,为张洪、章珪、王信、陈宗、杜琼、钱昌、赵永言、徐万镒、邵怀义、李楷、李让、丁鸿、翁玭、叶诜、张悉、曾添恕、张素、肖欒、王越、何澄、王确、柳华、郭璘、苏复、钱晔等25名苏州士绅及游宦送别况宁时所作,后有明代苏复作的《秋江别意图》。《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全长929.6厘米,由纸色不同、长短不一的笺纸装帧而成。该卷由胡俨、周忱,吴讷、张素、丁鸿、徐辅、宋楷、周瑮、陆俦、陈贽、顾矐、何澄、彭颢、萧栾、曾添恕等15名官宦和杨士奇诗作装裱成卷。

作诗并图以志别,唱和、送别类诗作形式流行于唐、宋、元及明初,多为友人相互间的酬答之作。两部诗卷洋洋洒洒,或诗或文,既有对况钟严谨的家风的赞许,也有对况钟治苏“政成”的肯定。

了解两部诗卷书法诗文,离不开对作者身份的考察。只有了解这个群体,才能由点及面,审视两部诗卷呈现的审美特征,进而了解明代书法风格的变迁。

两卷共汇聚40多位作者。其身份基本分为两类:一类为儒官,以周忱、吴讷、胡俨、王梦箓为代表;一类为地方文人,以张洪、章珪、王信、陈宗、杜琼、钱昌、赵永言、徐万镒、邵怀义、李楷等为代表。众多人中,大多数人生活在苏州,或曾生活在苏州。作为明王朝最为富庶、文教最为昌明地区之一,苏州自古人文荟萃,无疑也是书法活跃的前沿地带,可称是明代书法交流的核心场域,是明代书法传播、书风嬗递的重要中转站,其地域书风可成为当时全国书风的一个缩影。《秋江送别诗并图》卷和《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作为儒官、文人的自觉行为,体现当时文人书法的审美观念、风格取向,无疑极具代表性。

引力播

图2 《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中陆俦书法

明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灿烂的时代。就书法而言,从先秦古文字发展到魏晋时期楷书的出现,标志着汉字字体演变的结束。明初朱明王朝在政治上反元,但由于明王朝以复兴古典汉文化为号召,所以在书法上对于赵孟頫为代表的元代复古书风持欣赏态度,再加上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打压东南文人群体,从客观上阻止了元代末年张雨、杨维桢等人强调个性抒发的书风的发展,这就使明代初年的书坛基本笼罩在元代复古书风的影响下。但明代初年的书法家在继承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发挥,一方面是在元代复古书风进一步拓展、深化,使张旭、怀素为代表的大草书得以复兴,另一方面在元代复古书风之外,借鉴唐、宋书风,为其后吴门书派等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引力播

图3 [明]沈度 楷书敬斋箴

23.8cm×49.4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书法鉴赏大家詹景风在《詹氏性理小辨·书旨上》对明代书风这样概括:洪武初多法赵,洪武而下至水乐多法詹、宋,宣德而下乃入沈、姜,格寝卑矣,至嘉靖而文微仲稍稍振起,是后四方多宗,然格不高,故其流亦不免椽史,至夫乱天下法书则张汝弼、马应图,次则祝希哲亦起猖狂纵诞之风,特其笔振秀而有端委,胜张、马尔。

詹氏总结了从洪武到嘉靖几个时期典型的书风倾向,批评的意味较多,但颇为中肯。詹氏认为洪武之初,取法元人赵孟頫是书坛主流,洪武下至永乐、洪熙则较多效法詹希原、宋克等人,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书风沦沈度、沈粲兄弟、姜立纲之格,直至嘉靖年间吴门文徵明振起,一时效法者众,如影相随,然格不高。

明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学的发展步入低潮期,文坛风行“阁体”创作。文学“台阁体”内容大多为“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一味讲究雍容典丽,殊乏生气。与文学“台阁体”相辅相成的书法也呈现台阁体倾向。黄惇先生认为,明成祖从永乐二年(1404)诏吏部简能书者,储翰林,供廪禄,使进其能,用诸内阁,辨文书,历经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至成化年间,近一个世纪里,供奉内阁的书家与当时的阁僚大臣形成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台阁体书法高峰,风靡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超过了唐宋时代的院体书法。

《秋江送别诗并图》卷《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里书法,除了王梦箓书于天启二年(1622)外,其余都书于正统六年(1441),正处于“书风沦入沈度、沈粲兄弟、姜立纲之格”时期,两部诗卷呈现的特征无疑印证了詹氏对明代书法的判断。

胡俨可称是“台阁体”的主将。胡俨(1361—1443),字若思,号颐庵,江西临江新淦人,后徙居南昌。洪武丁卯(1378)乡试第二,次年授华亭县学教谕,复改馀干。建文元年(1399)荐授桐城知县,明成祖即位后任翰林检讨,升侍讲、左庶子,拜国子监祭酒。永乐八年(1410)朱棣率军北征,胡俨以祭酒兼侍讲掌管翰林院事务,辅佐皇太孙留守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改任北京国子监祭酒,参与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皆充总裁官。洪熙元年(1425)以疾乞休,仁宗赐敕奖劳,进太子宾客,仍兼祭酒。宣宗即位以礼部侍郎召,辞归。正统八年(1443)八月卒于家,享年83岁。

《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中的序文为胡俨所书(图1)。文章开篇是对况钟在苏州九年工作的褒扬。他说:“况伯律九载秩满朝京师,郡邑之民环千百里间,皆有攀辕卧辙之爱。”紧接着,文章交代了诗卷的缘起,并陈述了诗卷的由来。由于苏州百姓请求,朝廷决定增加俸禄让况钟复任苏州,少师杨公(杨士奇)以乡里之好赋诗送别况钟,赞扬赵清献、张益州知人善任。况钟到任后,苏州一些文人、官员对杨公的诗作进行唱和,吴江训导伍焕将诗作寄给胡俨请求作序。

胡俨书法以“二王”为基调,参化沈度、沈粲兄弟“画之内聚精藏锋一笔不苟”“婉媚而有致”。整篇序文端庄谨严,以王羲之《兰亭序》笔法为主,加以赵孟頫之温润,笔画中夹杂宋克章草笔意,端庄中见时风。上虞陆俦的书作,结字端正严谨,笔笔工致稳健,体态珠圆玉润,表现出精湛的功力,颇具沈度“台阁体”经典之作《敬斋箴》的风范。(图2、图3)。

纵观两部诗卷,其书法显现出结构平整、笔法圆润、风格端庄、婉丽华美的台阁体审美特征,体现了笔法严谨、丝丝入扣、清秀耐观、秀润华美的时代特征,但过于关注精巧与雅致,笔墨缺少变化,这也招致后人对台阁体千人一面的诟病,认为是对书法艺术的严重束缚和创作自由精神的扼杀,这些弊病确实在诗卷里得到呈现。

引力播

图4 《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中宋楷题诗(左)

以《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中宋楷、周瑮的诗作为例(图4、图5),总体风格俨然出自一人之手,形式与趣味亦颇为一致,都取法赵孟頫及沈度,字体温润,笔法圆熟,撇捺舒展,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韵致有余,但个性缺失,让人在感受到美感之余,有了一些遗憾。正是台阁体这种时风,导致了明初书坛的沉寂,尚古重法,左右了书法的风格取向。两部诗卷中书法呈现的总体特征恰好反映了明初,特别是永乐到成化期间的审美取向。然而,细细研读两部诗卷,又会在不经意中发现时风笼罩下的书法,风格趣味新变的晨曦与曙光。也许这是波澜不惊、台阁笼罩下的一种不自觉追求,就是不自觉中出现由韵涉意,韵意交织的倾向。

引力播

图5 《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中周瑮题诗

《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中,正议大夫、资治尹工部左侍郎周忱所书特征比较明显。他交代与况钟为“桑梓之旧”,既是同乡之人,又同时被朝廷委以重任,况钟守姑苏,自己巡抚东南。现在看到杨公的诗作,追念岁月,不能忘怀。他认为况钟是“九载政成”。“政成”是由衷的感慨。寥寥数语,但却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其情义也随率真的笔意汩汩而出,书写显得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少庙堂大制的谨严庄重,却多了一分随意挥洒的快意。虽说书写特征属“二王”尺牍一路,但参以老米沉着痛快,笔法精到流畅,笔调渐次舒放,渐入佳境(图6)。

引力播

图6 《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中周忱书法

书家的审美取向、着力点及重心悄然位移,在吴讷的笔下也若隐若现。吴讷的这幅书法显得笔力高古,整幅作品纵肆挺健,却又毫芒内敛,意胜于法,奕奕有神。法度虽不甚谨严,然不失文人儒雅、平和之意致(图7)。

引力播

图7 吴讷书法

笔性韵致逸出秩尘,从两部诗卷所处的时代看,这依然属于潜意识的自觉。提出书法的法度创新,这需要文人书家的精神意识、主体性情,真正能自由奔放、随情抒发。而这种精神意识、主体性情在明初的背景下,是很难形成的。即使在苏州这样的经济和文化重镇,也是基本沿袭赵孟頫的稳健风格,笼罩在“三宋”(宋琏、宋克、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为代表的婉丽飘逸、雍容规矩书风之下。一方面是因由于苏州曾是与朱元璋争天下的吴王张士诚的根据地,受到明王朝的有意压制;另一方面,在八股科举时代,为迎合皇家的欣赏口味和审美标准,读书人纷纷效仿风行一时的“台阁体”。两方面的原因束缚和扼杀了书法创作的自由精神。

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并非政治统治者所能完全控制。随着政治控制放松,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慢慢冲破旧有的藩篱。成化至弘治年间,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社”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阁体”文学的创作风气,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和消遁。虽然李东阳的作品还留有“台阁体”的痕迹,但已有某些侧重反映个人生活和精神的内容。之后李梦阳、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前后七子继起,文学逐渐走出单一、僵化格局而谋求新路。在社会文化思潮渐趋活跃的趋势下,艺术家的自我意识日渐觉醒,审美趣味也在发生悄然变化。笼罩明代数十年的台阁体书法,也在这种觉醒中慢慢被打破。王世贞在《苑言》中评姜立纲就明确指出不足:“工至,而不免俗累。”

这种觉醒与变化是渐变式的。在《秋江送别诗并图》卷和《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中,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前奏。

按时间顺序来审读两部诗卷,其间较晚的是况钟老家靖安县令王梦箓祭奠况钟后,在《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后抄录的文字:“王梦箓谨以樽酒庶馐之仪,致祭于前故太守况伯律老先生之墓而言曰:余读国朝史书,至苏之民咸号先生曰‘况青天’,未尝不废书而叹曰:‘名称之果不虚也!’先生其果能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以为乾之肖子,而非仅以吏治雄也。”在简述了况钟治苏经历后,王梦箓感叹:“余生也晚,偶莅先生之故土而治之,先生之发奸擿伏迅捷如神。予才不逮,自思知,万万不能学至于清风素节……余也不敏,请从事于斯矣!”

引力播

图8 《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中王梦箓书法(左)

这段文字写于天启二年(1622),按明代历史看,此时已是晚明,笼罩天下的吴门书派亦渐渐衰落,松江派东山再起。这时的书法风格流变早已一扫明初的平整划一的书风,显得生动、清新,呈现出强烈的个性特征(图8)。

引力播

图9 况钟的九世孙宗荣书法

况钟的九世孙宗荣抄录的翰林院致事修撰承务郎吴洪诗作,大致与王梦箓祭奠况钟时代一致,这幅作品已经明显呈现出奔放、爽利、自由的格调,郁勃之气弥漫,大有龙腾凤阙之妙(图9)。

而在1622年,明代思想文化几无禁锢,经济生活越发繁华,正如钱谦益所说“六朝之佳丽,与江左之风流,山川文采,互相映发”。《秋江送别诗并图》卷和《况苏州赠行倡和诗》卷虽然只是两部书法诗卷,属于个案,但小中见大,为研究明代书法风格流变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也是明代书法风格在地域上的集中反映与缩影,解析两部书法诗卷其意义由此亦可足见。

【来源《中国书画》杂志】

声明:所有来源为“苏州日报”、“姑苏晚报”、“城市商报”和“苏州新闻网”的内容信息,未经本网许可,不得转载!本网转载的其他文字、图片、音视频等信息,内容均来源于网络,并不代表本网观点,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果您发现本网转载信息侵害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核实处理。
智慧农机助力水稻夏管夏种
商量“北寺塔”
“后浪”视角
倪妮夏夜花丛封面大片曝光 梳双辫戴
渐行渐远的风景
亲子跳蚤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