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良峰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旨在引导金融“活水”通过精准滴灌有效配置到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形成正向激励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

金融之源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江春水”。近年来，农村金融服务规模和质量均得到大幅提升。据统计，截至2022年年末，我国涉农贷款余额达49万亿元，同比增长14%，增速同比增长3.1%，跑出金融赋能“加速度”。同时，我国已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农业保险市场，截至2022年年末，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1192亿元，同比增长26.3%，成绩斐然。就苏州而言，城乡一体化水平长期居全国前列，特色田园乡村“两湖两线”跨域示范区的落地和推进不断凸显乡村振兴事业的“苏州特色”“苏州经验”和“苏州品牌”。苏州长期注重激发“金融引擎”助力乡村振兴。例如，设立“农法通”“惠农贷”等金融产品精准融资，推进全市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设立乡村振兴基金撬动社会资本等。为形成服务合力，近日，苏州市农业农村局等六部门成立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合作联盟，旨在多领域、深层次、全方位推动金融赋能乡村振兴。

然而，应当认识到，乡村仍然是金融资源配置的“洼地”，尚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和“卡点”“堵点”。分析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不难发现，农业领域利润薄且投资周期长，由此衍生出的高风险违背了金融投资的逐利特性，加之农户缺少抵押物等融资“难点”，以及缺乏农业人才等经营“痛点”，导致我国“三农”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悬而未决。而且，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涉农贷款规模相对不足，而多以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为主体，较大程度限制了金融资源向乡村的流动。此外，传统的信贷模式已难以适应振兴乡村对长期化、大额化、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加之缺乏完善的风险管控机制做支撑，无疑增加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更缺乏创新农村金融产品的动力。

随着农村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金融部门的服务职能和内容均随之产生了新的变化。由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旨在助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步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已不能过度依赖财政支持，而迫切需要注入金融“活水”，使之成为乡村发展的原动力，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本支撑。而且，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满足乡村振兴各领域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传递出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在中央和地方大力推动下，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并趋于成熟，乡村已逐步从金融资本“洼地”扭转为投资“福地”，苏州也率先探索出新时代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苏州经验”。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将乡村振兴事业推向深入还需要金融供给侧、需求侧、服务端多管齐下，共同发力，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第一，构建层次分明、优势互补的农村金融服务生态。2023年5月，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发挥并利用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股份行、地方农信机构等金融部门各自比较优势，逐步实现涉农金融资源有效投放。苏州积极发挥金融助农的主观能动性，农发银行作为苏州市唯一的农业政策银行，在保障粮食安全、支持土地流转、促进产业转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作为江苏省银行业保险业服务乡村振兴试点乡镇，吴中区木渎镇积极探索金融资源直达乡镇基层的有效路径。目前，木渎镇已汇集了多层次、宽领域、广覆盖的金融机构，形成了以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性银行、地方证券机构为主体，股份制商业银行、邮储银行、保险分支机构协同分工的完备组织架构，打通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此外，木渎镇还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在金融资源“下沉”基层的基础上，进一步搭建以城带乡、城乡融合的一体化金融生态系统，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因此，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既有“三农”问题主导下的特殊性，又有城乡一体化引领下的融合性。应继续支持商业银行有针对性地布设“三农”、普惠等功能部门，完善专业化的涉农金融供给机制。同时，也应积极撬动社会资本积极融入乡村振兴事业，创新农业合作金融模式，以提供有效的金融补充。

第二，采取多元政策工具优化乡村投融资环境，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构筑良性循环发展格局。事实上，乡村成为金融资本的“洼地”是市场所驱、“用脚投票”的结果，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政府还应“扶上马，送一程”。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来提升乡村振兴自身主体的竞争力显得尤为迫切。其实，目前国内已形成了较为丰富成熟的政策支持案例。如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专项基金，以支持生产主体扩大规模和改造技术。又如，对新型经营主体给予税收优惠，对获得品牌荣誉的企业给予奖励等。立足新发展阶段，应当认识到，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时刻以系统思维谋篇布局，而非“窥斑见豹”，也非“毕其功于一役”。深刻领会乡村振兴内涵要求会发现，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是核心要义。其中，产业振兴是抓手，人才振兴是关键，组织振兴是基底，文化振兴是底蕴，生态振兴是前提，而品牌振兴应被看作乡村振兴的灵魂。原因在于，乡村作为最小的空间网格单元，极易形成“大同小异”的散落式分布，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品牌才能够形成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品牌价值的实现。

苏州正是立足于特色田园乡村的自然禀赋和文化沉淀，将散落式乡村整合为“两湖两线”跨域示范区。下一步，苏州还应深挖乡村特色元素和共性元素，善于讲故事和搭平台，依托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将小故事续写出华丽篇章，将大平台积蓄出发展合力，在“两湖两线”串联形成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品牌。

第三，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激发村社组织活力，大力推进科技赋能。农村金融增信难题一直是约束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绊脚石”，高违约风险也导致大量金融机构不愿贷、不敢贷。目前，我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已初步形成，但仍需要有序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事实上，乡村村社组织产权、财权、事权、治权的不统一，较大程度限制了农村资产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克服这一弊端，重庆东升村和河南郝堂村创新推出“内置金融”模式，将农民的承包地、房屋等产权存入“内置银行”，并随时可以抵押贷款或直接变现，盘活了农村“沉默”资产。同时，应顺应新时代下的新变化新要求，大力促进科技赋能，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打造完善的“三农”征信综合服务平台，以缓解金融机构与需求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目前，不只是国有大型银行通过金融科技服务乡村振兴，小型金融机构也通过数字化转型进行差异化、精细化“补位”，为解决涉农主体融资难问题夯实基础。此外，还应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对乡村振兴的保障“兜底”作用。例如，中华保险推出了农联中鑫“三农”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以“农业保险+信贷+科技”的居间服务模式为金融赋能工程“保驾护航”，打造了保费贷、经营贷、智能贷等一站式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大幅降低了农户生产信用风险。

★作者系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