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全明 林长永

苏州人理性、务实，但并不拘泥于现实，而是在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敢为人先。总之，作为文化内核的苏州人文精神既体现在崇文重教、重商重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上，也体现在刚柔相济的文化品性、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上，还体现在理性、务实、敢为人先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上。

苏州作为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独具神韵的东方园林、水乡古镇，享誉全球的制造业中心，繁荣发达的经济，更有特色鲜明、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

首先，苏州人文精神在价值观、人生观上，表现为崇文重教但不排斥商业、机巧。苏州崇文重教传统具有南方文化的特色：崇文重教与重商重技并行不悖。苏州崇文重教之精神在作为明代的“三言”“二拍”得到反映。《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粮商高赞在家境殷实后，没有像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资本家那样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而是转向精神追求，可谓“贾而好儒”、崇文重教风尚的具体表现。

苏州崇文重教，但并不排斥、贬低商人和商业活动，其价值取向具有较为浓厚的商业化气息和市民化倾向。“明四家”中的沈周和唐寅都不事科举，以售卖书画为生而为时俗所重；金圣叹将不登大雅之堂的《水浒传》《西厢记》与《庄子》《离骚》《史记》、杜甫律诗相提并论，吴江派推崇“俗言俚语”，沈璟、李玉等士人涉足商业化的戏剧创作，都是苏州浓厚的市民文化气息的体现。与苏州高度发达的经济相应的是庞大的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如果说冯梦龙的“三言”成功从消费角度反映出苏州市民文化的繁荣，那么袁宏道的《虎丘记》、张岱的《虎丘中秋夜》所记中秋月夜赛歌盛况则是苏州市民文化繁荣之真实写照。道家反对机巧之事，儒家虽不反对机巧，但以为机巧不是君子所为，故此能工巧匠得不到重视。明清时期的苏州作为全国最为著名的制造业中心，手工业之发达、繁荣和技艺之精湛、高超为全国之最。《天工开物》中写道：“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如果说手工业的发达和庞大的商业需求是苏州精湛、高超技艺的物质基础，重视技艺、追求精益求精的价值取向则是社会基础，使得精益求精内化成为苏州人的精神追求，代代相传。

其次，在文化品性、立场上表现为刚柔相济、兼容并蓄。苏州是典型的水乡，一方面，江河湖泊众多给居民带来丰富的渔业资源以资生活，另一方面，如水利系统落后则导致水患频发、交通不便，大大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水乡的生活环境对苏州先民性格产生了双重影响：水的灵动、多变造就了苏州先民灵活、长于变通的特点——即刚柔相济的“柔”；早期苏州先民水乡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在恶劣环境下讨生活养成了苏州先民剽悍、勇猛、刚毅、顽强的性格——即刚柔相济之“刚”。总体而言，魏晋之前的苏州文化精神虽是刚柔相济，但仍以“刚”为主导。六朝后期到唐宋时期，苏州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苏湖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礼乐文化深入人心，并逐渐改变了苏州人的精神品格——刚柔相济的文化品格真正形成。刚柔相济的文化品格为兼容并包的文化立场奠定了心理基础，使得苏州在文化碰撞时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

历史上苏州经历了几次大的人口迁徙和社会转型、文化碰撞。先秦时期泰伯奔吴，六朝时期北方大批士人南下，南宋时期汉人为躲避异族统治南迁，近现代时期苏州与上海之间的人口迁徙。每一次人口迁移都带来文化的碰撞、斗争与融合。总体而言苏州在文化交流中选择了灵活、变通的态度，表现出比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经过唐宋的积累，明清时期的苏州发展成为“中国农耕文化的最高典范”，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社会转型势在必行。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上海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先锋和中心城市，而作为“中国农耕文化的最高典范”的苏州转型显然更为困难。不过，苏州再次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新文化的洗礼，使得苏州文化由“江南之江南文化”演变为“中国之江南文化”，最终演变为“世界之江南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重要典范城市。

再次，在思维、行为模式上表现为理性、务实、敢为人先。思维、行动模式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也是一个地域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理性、务实、勇于创新、敢为人先可以说是苏州人文精神思维、行为模式最为鲜明的特征。明中叶后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是复古派与革新派的对立和斗争。总体而言，作为崇文重教典范地区，苏州的知识分子更倾向于站到维护传统的一边，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和学者王世贞、明后期重要社团复社领袖张溥、大学士王鏊等都具有复古倾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苏州的那些复古派成员并没有走到顽固不化的地步，相反，他们多在复古的旗帜下行改善民生、社会之实，这与苏州理性、务实的思维模式有关。务实、理性的精神，使得苏州那些具有复古倾向的士大夫，能够摆脱理论的束缚，正视苏州社会发展的新事物、新现象，从而避免食古不化的文化立场。

苏州人理性、务实，但并不拘泥于现实，而是在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敢为人先。“苏南模式”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涌现出来享誉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它的成功既是理性务实的成功，也是勇于创新的成功。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区经验“三大法宝”既是苏州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培育和塑造的时代精神，也是对苏州理性、务实、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光大。另外，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征程中，苏州无不争为排头兵，都体现了敢为人先、敢闯敢为的苏州人的精气神。

总之，作为文化内核的苏州人文精神既体现在崇文重教、重商重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上，也体现在刚柔相济的文化品性、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上，还体现在理性、务实、敢为人先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上。

★作者邓全明为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林长永为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