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并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重大原则、重大举措和根本保证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观察此次三中全会公报，“改革”二字出现50余次，其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成为高频词，涉及范围之广可见改革的决心和力度。苏州市下辖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四个县级市正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各项指标长期处在全国前列，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苏州实践正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但同时，必须看到的是改革推动发展又是动态的，今天的苏州下辖各县级市面临新的发展难题，如工业化发展的技术进步、城市能级提升等，也必将从深化改革中去寻找发展动力、开辟广阔前景。

县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昆山、张家港、常熟和太仓从发展乡镇企业起步，迅速实现工业化，并在2000年以后，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到今天，工业化发展依然占据主导地位。2024年，昆山和张家港市第二产业比重均超过50%，而常熟和太仓的第二产业比重也达到49.25%和46.9%，比整个苏州大市第二产业占比还要高。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这是改革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随着房地产逐步脱离金融属性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的本来特性，对制造业倚重更加凸显。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随着贸易战、科技战愈演愈烈，对面向全球生产的县级市的制造业来说挑战是严峻的、压力是双重的。无论是从技术进步还是从市场结构变化，张家港、昆山等县级市需要重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这是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新特征。

数字化赋能改革是新一轮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署了未来五年我国改革的重大举措和远景，在《决定》的第二至第七部分中，围绕构建高水平的市场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体制机制六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对比过去我们改革的内容，这次决定突出一个“高”字，表明我国经过46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体制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还不尽适应。如果我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来理解新一轮改革，那么在新一轮信息技术加持下的改革必然是要求建立起高水平的体制机制。

利用新一轮信息技术是改革的重点。从云计算、大数据，到人工智能、元宇宙，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数据与算力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对体制机制改革也越发重要。管理的要旨是信息的收集加工和控制运用，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加持下，许多管理有望迎刃而解，即可以摆脱部门、区域利益的限制，真正实现全国一体化管理体制。因此，体制机制完善需要工具，数字化时代，改革就不是改制问题，而是完善问题，可以直抵区域或部门等利益固化的深层次问题。同样，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区域一体化应该比全国一体化先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首先是经济的一体化。虽然长三角一体化探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起步，市场一体化初步实现，特别是资本流动已经没有障碍。但是在新的发展要求下，体制和规则上消除阻碍要素跨域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推动人才、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集聚，还必须借助数字化技术来实现。

张家港、昆山等县级市是长三角发展重要终端，一体化发展尤为迫切。这是制造业升级的需要，在逆全球化以及西方技术和市场均萎缩的情况下，苏州下辖县级市的庞大产能转型升级就需要国内的中心城市来提供，我们看到上海、苏州等经济中心城市近年来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产业上升发展很快，特别是华为等头部企业在上海等城市纷纷建立技术研发或运行中心，一些产业链的链主一般设在中心城市。在今天，全球的创新中心慢慢转向中国，引领发展的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有中国，这在绿色发展的产业上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号称出口“新三样”的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中国的技术最卓越，产能也是最大的。对于张家港、昆山等县级市而言，携庞大的技术和资金融入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发展，这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市场需要。

县域经济融入城市一体化发展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借助数字化发展，加速长三角一体化改革进程，可以让昆山、张家港等县级市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数字时代的一体化可以“脱实就虚”，使改革方向更加明确。在云计算和平台服务加持下，许多原本需要上级政府主导并必须在政府间协调下才能推动的改革举措，可以转瞬间实现。数字经济运用非常广泛，作为基础性产业渗透性极强，不仅推动产业发展，更主要是在有效地减少市场不对称性和优化资源配置，可以突破城市之间的区域限制，实现自由流动，提高配置效率。数字化推动市场一体化方面作用非常显著，改革就是要围绕数字化发展特点，理清改革领域，列出改革清单。在一体化改革过程中，县级市把握数字化发展，主动融入城市发展之中。

第二，中心城市和县级市要形成垂直分工，错位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让上海、苏州等区域中心城市创新能力增强，大有替代发达国家成为新兴产业的孵化中心。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和张江创新药产业基地的医药产业发展，一批创新药的出现，实际上已经进入发达国家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产业领域。城市是创新能力集中的地方，是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在大循环发展的背景下，产业分工不一定由欧美日跨国公司主导，上海等中心城市创新作用凸显。因此，长三角一体化就要形成新型的分工体系，即中心城市和县级市之间形成“研发—制造”“交易—生产”这样的垂直分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重要的是城市的创新能力增强，可以源源不断地产生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标准等，如此才能推动县级市产业升级，形成一体化发展。要特别重视产业链的链主在区域中产业布局的作用。例如上海国家商用飞机公司总部，研发、融资、标准、营销等在上海，而数以百万计的零部件、控制系统生产等可以散落在长三角各个县级市，形成一荣俱荣的一体化发展，增强产业链韧性。

第三，政府借助数字化推动一体化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大量政务活动原本通过行政化程序化来实现，现在可以通过市场化数字化来实现。实现数字政府建设，标准化的数字政府有利于推动区域内数字交换共享，通过云上办公，政务上网，让法人注册、信用活动、安全交通、卫生环保等公共资源互联共享，达到“一网通办”效果。符合市场监管需要的政务活动数字化，可以催生大量的跨城市的应用场景，如异地办证、异地资格认定、异地结算等，这些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这样的一体化是市场一体化所需要的，也是县级市享受到中心城市优质公共资源所需要的。

总之，数字化是技术，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也是一种技术活动，用技术解决技术问题，目标是推动县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作者系中共张家港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