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楚九

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在2023年3月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时，再次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赞赏“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不仅有历史文化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

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发展时期提出的“时代命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苏州，必须扛起率先探索、加强实践、做出示范的光荣使命与历史责任，为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提供生动鲜活而具有说服力的实践样本。

“我们不应仅仅热衷于理论、学术研究，更应在生动的实践层面加强探索创新”

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理论、学术问题，但更应该是一个实践问题。现实中，我们往往有一种进行所谓“理论阐述”“学术研究”的偏好，比如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这一重大命题进行过深刻系统的阐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以新产业为主导的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就是我们实践新质生产力需要把握的本质内涵和根本要求，如果仍热衷于从内涵、特征、关系、原则等方面提出一堆分析，无异于画蛇添足。一个重大命题的提出，一般是基于对生动实践的高度概括和对宏观发展要求、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科学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文经济学的深刻阐述，是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同样很发达的“苏杭现象”的一种精准概括，这对于我们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的是，在做好人文经济学阐述中，加强实践探索，加强决策和对策研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学术上进行一定的、富有新意的诠释，用以丰富和反映实践，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进行理论或学术性的研讨，作出大同小异的研究，于深化实践的意义不大。

当前亟待谋篇布局的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阐述，在实践层面进行更多富有创新意义的探索，力求率先作出示范，以我们的生动实践来回答好总书记提出的这一重大命题，这是苏州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苏州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基础坚实，同时苏州又具有位于全国前列的经济地位和产业规模，这些都为苏州人文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苏州发展人文经济的重大优势。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同样具有这类优势的城市很多，当前加快发展人文经济的竞争态势十分激烈，按照“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要求，亟待创新发展思路，整合、融合与挖掘人文经济新优势，走出发展新路径。

“我们不应仅仅以此总结过去，更应在未来发展实践中加强探索创新”

现实中往往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个重大命题一经提出，立马有许多文章出现，总结一大堆做法、经验，似乎过去就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去做的，未免有点不切实际。对于一个重大命题或国家的重大战略的提出，我们往往有一个深入理解、精准把握、付诸实践的过程，如果仅仅把新概念、新提法去套以往的实践，则往往是“新瓶装旧酒”，徒有“外表之异”，而无“本质之新”。这种总结的重点，更多应该是基于以往、观照未来，结合宏观形势趋势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分析，提出一种发展实践的启示，用以更好推进新的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提出的当下，具有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正全面推进的新征程全面开启的新特征，这种宏观环境、时代背景与以往是根本不同的，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具有极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战略意义。尤其苏州是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寄予厚望的东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新命题、新定位下，苏州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聚焦人文经济学，以此确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指引，探索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在应对宏观环境的新变化中，努力探索新举措、开创新局面、作出新示范。

“我们不应仅仅注重物质层面，更应在理念和制度层面加强探索创新”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意义，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或者经济层面的发展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人文经济的实践，应该不仅仅只是在物质层面，诸如推动文化与经济的结合、融合，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实现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等，我们更应上升到理念和制度层面的探索创新，在更高层次取得更多的人文经济实践成果。

十分重要的是，在人文经济苏州新实践中，我们必须更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积极倡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在发展理念、发展思路上，不仅仅关注短期利益，而是更多体现长期的生态平衡与社会和谐；不仅仅注重财富的积累，而是更多体现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会福利的改善；不仅仅注重经济发展的持续稳健，而是更多体现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更有福气的富有文化内涵与现代治理机制的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在实践中形成了“三大法宝”，即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区经验，这是苏州不断迈上新台阶、走在全国发展前列的重要精神财富，但同时也带有很强烈的、特定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新发展时期，我们在推进人文经济加快发展的新实践中，更需要塑造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与丰富内涵的“苏州精神”，构建强劲的思想动能与精神保障，为现代化新实践赋能，这是我们加强人文经济学实践的重要任务。

★作者系苏州市委原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