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

城乡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在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中占据核心地位。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缩影，乡镇街道与城乡社区构成其主体框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凸显其既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多元化需求，又要通过利益协调与秩序构建巩固政权根基的双重使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社会治理体系放到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中部署中，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苏州通过党建引领、体制创新、技术融合等变革，构建了兼具标准化、社会化、专业化、智慧化与弹性化的治理体系，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提供了极具特色的“苏式”答卷。

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基层治理面临的核心挑战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城乡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正面临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现代化转型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带来的核心挑战。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催生多元诉求。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群众需求从单一经济指标转向民主参与、法治保障、公平正义等多元价值维度。城市社区对物业服务升级、环境品质优化的诉求持续高涨，农村地区对教育医疗资源均等化的呼声日益迫切，治理体系亟须适应性回应。

第二，社会结构变迁引发治理碎片化。改革开放推动“单位制”解体，社会流动性增强，但转型伴生新问题：居民个体原子化导致集体行动困难；物业、业委会、居委会权责模糊引发“三方博弈”；乡村空心化削弱治理基础。传统行政主导的“总体性支配”模式难以应对多元主体协同需求。

第三，现代化转型叠加双重风险。制度型风险与技术型风险交织构成严峻挑战。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数字治理衍生伦理隐忧——过度依赖“一网统管”可能导致责任虚化；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维坦”倾向威胁数据安全等等。

苏州实践的创新路径：系统构建“苏式”治理新格局

为有效应对城乡基层治理面临的三重核心挑战，苏州立足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需求，持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推动城乡基层治理理念革新，将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协同作用，使“一核多元”治理格局在基层社会落地生根，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这成为新时代苏州城乡治理变革的核心要义。

第一，坚持以党组织为核心，引领城乡基层治理创新。苏州通过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服务站”三级组织体系筑牢堡垒，推广区域化党建整合社区、“两新组织”及驻区单位资源。同时深化“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响应机制，吸收“清河模式”网格治理经验，使党建真正成为创新引擎。如吴中区实施“东吴先锋”工程，组建由村（居）民党员、小组长、业委会成员、志愿者等构成的“海棠先锋”队伍；郭巷街道推行“一小区一党支部”，建设实体化小区党支部，设置楼栋党小组，联合共建单位与在职党员成立行动支部，最终形成“党建引领+行动支部+党员中心户+网格员”的治理体系。

第二，加强街道 (乡镇) 体制改革，促进基层治理标准化。苏州在街道（乡镇）体制改革领域积极探索。在明晰职能定位方面，苏州工业园区各街道依托“三整合”改革，坚决剥离非核心的招商引资职能，将工作重心全面聚焦于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为规范权力下放，相城区建立了“区镇自查—编办审查—司法审查”的严谨机制，严格遵循《江苏省行政权力事项清单管理办法》，定期调整并精准认领镇街权力事项，有效防止行政任务无序下压。

第三，创新政社互动机制，促进基层治理社会化。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是关键突破。苏州着力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流程，建立质量评估体系并引入第三方监测，切实避免“重购买轻监管”现象。积极培育社会组织自主性，借鉴广东“双百计划”在乡镇建立社工站的成功经验，通过在地化服务激活社区内生动力。大力完善“五社联动”机制，有机融合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与慈善资源，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治理生态。吴中区在此方面成果显著，出台政策对“五社”场地、人才和项目给予激励，建立区级五社融合创新实践中心，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专业性强、活跃度高的催化作用，有力推动了政社互动的良性发展。

第四，强化基层治理人员队伍建设，促进基层治理专业化。治理现代化最终依托于人的专业化。姑苏区出台专门意见，明确社工职业发展路径，构建区、街、居三级分类培训体系，持续提升社工专业素养。同时大力推行“全科社工”模式，得到各街道积极响应。平江街道打造梅巷“全科社工”培训基地，开展分批次、分需求、分主题的增能培训，通过集中授课、轮岗实践、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成功将社工从“专门专岗”培养成“全科全能”的多面手，显著提升了社区服务的精准度和质量。

第五，完善技术与治理的耦合，促进基层治理智慧化。在构建网格化平台、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进程中，苏州多区积极行动。姑苏区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造“全科社工”服务模式，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构建网格化平台，实现社区事务“一门受理、全科服务”，大大缩短了服务半径，提升了办事体验。苏州还积极推进审批服务综合执法一体化平台建设，横向整合12345、数字城管、网格治理等多个条线系统，实现信息资源高效集聚和指挥调度统一统筹，确保“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地生根。

第六，厚植“三治融合”观念，促进基层治理弹性化。自治、法治、德治协同构成了弹性治理的文化内核。苏州着力完善村民议事会、民情恳谈会等协商平台，保障基层民主活力。加强法治保障，建设乡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纠纷。深入挖掘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通过培育乡风文明重塑社区共同体精神。如吴中区临湖镇界路村创新推行“今日我当家”村民自治实践机制，以家庭为单位建立值班制度，由村民自主管理公共会客厅，有效提升了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生态。

未来擘画：续写基层治理现代化“苏州篇章”

第一，升级党建引领的“组织引擎”。深化区域化党建格局，积极推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与社区党委深度合作，共建聚焦民生改善的实体项目库，切实将强大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服务效能。

第二，构建体制改革的“动态适配”机制。建立街道层级的“负面清单+动态调整”制度，严格限制非主责事项向下摊派；推广先进经验，着力开发基层权责智能匹配系统，实现职能准入的自动化审查与动态管理，为基层减负增能提供坚实的数字化支撑。

第三，打造有温度的“智慧治理3.0”。创新服务模式，通过“全科社工+数字伙伴”等方式加强对社工的复合能力培训，使其能为老年群体等提供便捷的代办服务，有效弥合数字鸿沟，确保技术进步始终服务于人文关怀的核心目标。

第四，激活“五社联动”的可持续生态。设立社会组织孵化基金，培育社区调解、互助养老等内生型组织，建立政社合作“红黑榜”，引入第三方评估，淘汰低效服务项目，推动政府购买服务从注重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

第五，深耕“三治融合”的乡土韧性。重在制度提炼与文化浸润，制定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现代化村规民约导则，将行之有效的自治经验提炼为标准化、可复制的治理模块；深入挖掘乡土文化中蕴含的德治与法治资源，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重塑乡村社区共同体精神。

第六、搭建“苏式经验”全域推广桥梁。发挥示范价值的关键一步，需开发针对不同区域的差异化治理工具包，满足城市社区与乡村治理的多元需求，促进“苏州智慧”形成标准化解决方案并实现更广泛的应用输出。

★作者系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苏州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