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

核心观点

我们发现，众多苏南企业家具有“产业报国”的自觉意识，他们会将个体成就、企业发展嵌入国家产业升级的宏观进程。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战略型社会责任”：企业在完成原始积累后，适时将资源配置转向长期被外资主导的高端领域，主动承担起品牌突围与技术攻关的使命。

企业家精神总是刻着家庭教养、产业传统的烙印。“义利并举”既是道德自律，也包含着苏南企业家的情感直觉。与其它商帮的“外求”——向外的扩张、博弈和寻找商机不同，苏南企业家倾向于“内求”，在价值观上，常常将个人事业、家族荣耀与地方发展相联。

文化“模因”理论由理查德·道金斯提出，指在特定文化系统中具有传播性、可复制和相对稳定的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范式。“义利并举”为江南文化“模因”之一，它与其它“模因”——务实低调、精工细作、开放包容一起，构成了苏南企业家精神塑形的重要文化背景图式。

“义利并举”根植于义利之辩的道德观念之中。传统文化中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说，界定了个人道德领域“义”对“利”的优先性，当义利冲突时，应舍利取义。与之相对的“见利忘义”，被认定为是一种缺陷行为。但是在现代商业域，或更广义的经济交换域，自“逐利”被马克斯·韦伯从道德污名中解放出来之后，“利”与“义”便具备了逻辑上与结构上统一的条件。

中国人所谈的“义”不同于西方的“正义”，后者侧重于制度、权利、法律，前者侧重于角色、德行与责任。“社会责任金字塔”讲的是企业的四层责任：由底层至顶端分别是经济、法律、伦理与自愿责任。“义利并举”中的“利”指向企业的经济责任，所谓“义”，不是律法的刚性契约，而是伦理与自愿责任：商业伦理意味着平衡相关者利益，而非最大化股东利益，自愿责任指做可以不做但正确的事，特指在“利”上的让渡或牺牲，比如帮扶、捐助、公益等。由此可见，“义”属于高层级的行为范式。我们发现，当企业家的个人认知达到了“企业为社会器官”的高度时，便会以社会责任为精神自觉，认识到让利是谋求更远端的经济效益或更高的发展目标的必要举措，即便短期受损也甘冒风险，迎难而上。也就是说，在企业发展的情境中，“利”“义”是共生的，二者之间不是字面上的并列关系，而是“利”中有“义”，“义”“利”互动，互为目标的，二者的关系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学术概念的“企业家精神”被约瑟夫·熊彼特提升到了经济发展核心动力的高度。他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为“创新”，而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二十世纪中后期，奥地利学派提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在于“警觉性”，即发现和利用尚未被他人察觉的市场机会的能力。进入二十一世纪，企业家精神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跨学科的趋势。行为经济学关注企业家的认知偏差和决策启发类型；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家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因素在企业家精神形成中的作用：如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都从不同角度证实了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我们提出一个“文化模因—精神行为—经济效益”的层次化分析模型：“义利并举”是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底，它通过代际传递、地域社会化等路径影响着企业家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并最终通过经营实践产出经济效益。

“义利并举”的核心在于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其行为方式随社会结构、制度环境与时代需求的变化不断演进。清末张謇、荣氏家族以“教育兴邦”践行其“义”。今天，企业家的“义”更多彰显于家国情怀、行业坚守与服务家乡发展中。

我们发现，众多苏南企业家具有“产业报国”的自觉意识，他们会将个体成就、企业发展嵌入国家产业升级的宏观进程。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战略型社会责任”：企业在完成原始积累后，适时将资源配置转向长期被外资主导的高端领域，主动承担起品牌突围与技术攻关的使命。如苏州凯灵箱包有限公司董事长申建新在“凯灵”成为箱包面料标杆企业后，于2017年二次创业。他在谈及创业缘由时说：“人活一世，总要留下点什么。箱包领域长期以来都被国外品牌垄断，中国牌子基本上是空白。这个项目投入巨大，我投了四个多亿，是九死一生。但这样的事，总要有人去做，要顶起中国民族的脊梁，打造一个真正让国人骄傲的民族品牌。”上述话语流露了一位民营企业家的家国情怀，也揭示了“义”文化左右经营决策和产业实践的力量。

其次，苏南企业家群体呈现出一种鲜明的行业韧性。从最具创新性的具身智能产业集群到最传统的纺织与服装制造行业，许多企业长期执行高于市场标准的内控体系，即便明知“质量过剩”，也不向成本优先的市场逻辑妥协，只要有微利存在，就会全身心投入。之所以坚持“不换行、不搞副业、不做投资”的“三不”原则矢志坚守，是因为他们不把企业的生产经营当作一桩生意，而是当成一项事业。在他们眼里，工厂里不只有冷冰冰的机器，还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我不做了这些人怎么办？”这无疑也是企业家精神中“义”文化当代叙事的样本之一。

企业家精神总是刻着家庭教养、产业传统的烙印。“义利并举”既是道德自律，也包含着苏南企业家的情感直觉。与其它商帮的“外求”——向外的扩张、博弈和寻找商机不同，苏南企业家倾向于“内求”，在价值观上，常常将个人事业、家族荣耀与地方发展相联。苏州太湖雪丝绸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毓芳认为，创业二十年，最大的成就并非企业做大，而是通过一根蚕丝，带动了家乡的产业，为乡亲们创造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回到乡村种桑养蚕，传承技艺。江苏华佳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的二代创始人俞金键则认为丝绸对她而言不是事业，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链接——“我在这里出生，我的身体里流淌的是丝绸的血。”

文化“模因”跨越历史，在代际间传承发展。其行为表现随时代而变，内核却稳定存续，影响着苏南企业家在“德、义、情、行”上的认知与选择。2026年初，我们对多位民营企业掌舵人进行采访，在给出对立两项调查选项（企业利润与社会责任、快速扩张与长期主义、冒险与稳健）时，社会责任、长期主义、稳健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他们扎根于脚下的土地，所追求的不是商业版图的辽阔，而是产业与社会肌理的融合。从企业调研和企业家访谈中，我们真切感受到江南传统文化所蕴藏的深层次力量。

★作者单位：苏州城市学院

［此文为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2025年度重点课题《深层接受与时代嬗变：苏南企业家精神与“江南文化‘模因’”的互动探析》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5GYWH-ZY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