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祁楠

在国家全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下，大量数字治理平台和工具在基层遭遇“水土不服”，陷入“政府热、村民冷”的尴尬局面。其突出表现为：一是平台“建而不用”，功能设计与村民实际需求脱节，沦为“数字摆设”；二是积分激励“昙花一现”，依赖物质刺激难以持久，行为改变流于形式；三是技术执行“刚柔失衡”，统一的数字标准在复杂的村情人情前难以落地，甚至引发新的矛盾。这些痛点不仅造成公共资源浪费，更导致治理效能内卷化，严重制约了数字乡村战略的纵深推进。其深层矛盾在于，追求标准化、程序化、可视化的技术治理逻辑，与乡土社会所固有的情境化、差异化、人情化运行逻辑之间，产生了适配度不够等问题。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哪里？一是数字工具“不接地气”，村民认同度低。许多平台直接套用城市模板或技术术语，界面复杂，老年人操作困难。数字平台功能多为自上而下的管理工具，与村民关心的生产生活、娱乐社交、便民服务等高频需求关联弱，缺乏使用吸引力。例如，简单的“积分”概念远不如激活“工分”集体记忆更能引发情感认同。平台因“无用”而“被弃用”，是当前最普遍的失效根源。

二是治理机制“刚柔失衡”，技术刚性遭遇人情弹性制约。纯数字化的考核与监督缺乏必要的弹性。一方面，统一的量化指标无法公平适配千差万别的客观条件，容易引发管理公平但结果不公的怨气。另一方面，线上程序无法处理熟人社会中复杂的情境和人情纠葛，缺乏一个既有公信力又有灵活性的协商裁决机制，导致政策执行要么“一刀切”激化矛盾，要么在人情干扰下尺度走样、流于形式。

三是可持续运行“压力山大”，村级财力人力难以支撑。数字平台的长期运维、功能迭代、安全防护及专业人才支持，对村级组织构成严峻挑战。许多项目依赖初期建设资金，后期运营费用无处着落，导致平台停滞甚至废弃。同时，乡村极度缺乏既懂技术又熟悉乡情的专业人才，小问题也需层层上报等待外部支援，响应迟缓，挫伤了基层使用的积极性。

当前，推动数字治理落地生根该从哪里发力？针对以上痛点，建议从文化适配、机制创新、技术赋能和基础保障四个维度协同发力，推广一批经过实践验证、可复制、可落地的具体做法。

一是推行“文化转译”与“功能融合”，让平台“用得上、愿意用”。一方面，倡导治理话语的本土化转译。鼓励各村（社区）摒弃生硬的技术词汇，挖掘利用如“道德银行”“爱心积分”“工分”等本地熟悉的符号与话语体系重构数字治理规则，降低认知门槛，提升情感认同。另一方面，鼓励推动平台向“综合性服务平台”转型。建议县市级统建平台深度融合“政务服务、生活服务、产业服务”三大功能。除治理事项外，可集成社保查询、农技咨询、水电缴费、农产品信息发布、邻里互助、就业招聘等高频便民惠农功能，以高频生活服务带动低频治理参与，从根本上提升用户黏性。

二是设计“长周期激励”与“混合评议”机制，让治理“可持续、有温度”。一方面，优化激励框架，培育内生动力。指导基层设定以“季度”或“半年度”为单位的奖励周期，并与“全年满分”或“持续进步奖”等门槛挂钩，大幅降低即时性物质奖励比重，转而与“乡村道德模范”评选、优先享受集体福利、社区红榜公示等声誉激励、精神激励相结合，推动村民行为从“为奖励而做”向“为荣誉而习”转变。另一方面，建立“数字程序+人工协商”的混合评议机制。建议部分数字治理项目必须配套设立线下“多元评议小组”，例如张家港市李巷村“1+1+1+N”“工分”评议小组，赋予其对考核结果进行情境化复核、对特殊案例进行弹性裁定、对邻里纠纷进行调解的明确权限。这既保障了规则的严肃性，又为乡土智慧提供了制度性空间，确保治理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三是探索“智能减负”与“统筹运维”，为基层干部“赋能、减压”。一方面，引入AI技术为基层干部赋能减负。在县级层面统一探索试点，应用AI图像识别技术自动识别、上报垃圾暴露、河道漂浮物、消防通道占用等常见问题，实现“人巡+机巡”结合，将网格员从重复性、机械性的巡查任务中解放出来，转向更为复杂的人际沟通和精准服务。探索开发基于语音交互的智能政策问答助手，全天候回应村民常规咨询。另一方面，推行统建共用模式。由县市级财政统筹资金，建设并运维县级数字乡村基础平台，制定统一数据标准与安全规范。各乡镇、村（社区）作为“客户端”，按需申请和使用平台上的通用及个性化功能模块。此举可极大分摊村级运维成本和技术压力，破解可持续性难题，并有利于打破数据孤岛。

四是实施“数字赋能”培训计划，培育扎根乡村的“技术专员”。建议制定并实施乡村数字专员培育计划，以乡镇为单位，重点选拔培养一批年轻村干部、返乡青年或专职网格员，进行系统性的数字平台操作、简单故障排查、数据采集与分析和群众培训方法的实操培训。将其打造为本乡镇数字治理的一线技术支持力量，实现小问题就地解决，大幅提升响应效率和系统韧性。

乡村数字治理的成功，不在于追求技术的尖端，而在于追求技术与乡土社会最深度的适配。其核心是转变思路，从“技术主导”转向“治理为本”，通过文化、机制、技术与基础的系统性调适，在冰冷的数字逻辑与温热的乡土社会之间架起稳固的桥梁。

★作者系扬州大学农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