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进

新高考改革以“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为总体方向，强调尊重学生选择、促进个性发展，选课走班由此成为高中教学组织变革的重要内容。对于办学条件较好的城市高中而言，充足的教室、稳定的师资、完善的信息化平台，能够为学生选择提供较强支撑。然而，对不少农村高中来说，“选择”并不只是课程表上的重新排列，更意味着教室够不够、教师能不能配齐、班主任能不能管得过来。新高考在农村高中落地的难点，往往不在于学校是否愿意改革，而在于其是否具备承接改革的现实条件。当制度设计的理想状态与农村学校的资源边界相遇，改革便不再仅仅是课程组合的调整，而是一场牵动学校整体运行体系的深度考验。

首先，资源承载力不足限制了走班制的真实落地。选课走班要求学校拥有足够的教学空间、功能教室、实验条件和排课管理能力，但不少农村高中原有教室本就紧张，实验室和信息化设备也不够完善。有的学校甚至连基本的理化生实验器材都无法满足平行班级同时开课，更遑论为走班教学提供灵活调配的余地。一旦学生频繁流动，传统行政班的稳定结构被打破，班主任对学生去向和心理变化的掌握难度明显增加，课间转场也极易引发管理盲区。同时，师资结构性短缺会进一步压缩学生的选择空间。部分农村高中尽管学生有较为多样化的选科需求，却可能因为某一学科专任教师不足而无法开齐开足课程，最终只能采取“有限走班”甚至“形式走班”——学生名义上有选择权，实际被圈定在少数固定组合中。新高考所承诺的选择权，在农村学校的现实条件中便可能发生折损。

其次，家庭教育支持不足使班级管理承担了更多育人压力。农村高中学生中，寄宿生、留守学生比例相对较高。部分家长长期外出务工，对新高考政策、选科风险和升学路径了解有限，既缺乏信息获取渠道，也缺少参与孩子学习规划的时间与精力。很多家长连“等级赋分”“专业限科”等基本概念都难以理解，更谈不上对孩子进行精准的选科指导。在这种情况下，班主任不仅要管理纪律和成绩，还要承担选科指导、生涯规划、心理疏导、家校沟通等多重职责。新高考强调学生自主选择，但农村学生缺少充分的信息支持和家庭支持，选择压力便容易转移到学校，尤其集中到班主任身上。班级管理因此从传统的秩序维护，转变为更复杂的综合育人工作，班主任精力被高度分散，职业倦怠感随之上升。

因此，农村高中不能简单照搬城市学校的新高考管理模式，而应探索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弹性路径。一方面，可以坚持“行政班为基础、教学班为补充”的管理方式，在保留学生归属感和德育管理稳定性的前提下，对部分学科开展适度走班。比如仅在两到三个学科实行分层教学，其余学科仍维持行政班授课，既能回应差异化学习需求，也能避免班级共同体被过度拆解。另一方面，应建立轻负担的协同育人机制，由班主任统筹学生整体情况，学科教师反馈学习状态，宿管人员关注生活表现，年级组定期研判重点学生，避免选科、心理、生活和家校沟通压力全部压向班主任一人。年级组可每月召开一次研判会，及时分工介入问题学生。

同时，农村高中还应重建低门槛的家校合作方式。面对外出务工家长难以经常到校的现实，学校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群、线上家长会等方式，用通俗语言向家长解释新高考政策、选科风险和升学路径，帮助家长形成基本的参与能力。对于留守和寄宿学生，学校应通过导师谈话、主题班会、同伴互助和宿舍文化建设，增强学生在校生活中的归属感与安全感。导师可定期与学生一对一交流，了解其学习和心理动态，宿舍文化则可借助寝室公约、集体活动等形式弥补家庭陪伴的缺失。

新高考的公平，不应只体现为制度上给予所有学生同样的选择机会，更应体现为不同地区、不同学校都有能力承接这种选择。对于农村高中而言，改革不能只下达任务，也要看到其硬件、师资、家庭支持和寄宿管理的现实边界。只有同步加强资源补偿、优化校本管理、重构支持系统，让改革真正“贴着地面行走”，才能在制度理想与农村现实之间架起可行的桥梁。唯有在资源补偿和本土化治理中推进改革，新高考才能真正服务农村学生的发展，而不是让学校、教师和学生在改革中继续“负重前行”。

★作者单位：南通市海门四甲中学